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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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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西方戏剧形态和理论都存在重要差异，研究者们就很自然地要采取“比较”
的视角，消除概念的混淆，剥离各自的异同。
例如，在《中国式娱乐：李渔的生活戏剧》中，埃里克·享利颇为谨慎地指出，虽然他不得不用“play”
一词指称李渔的剧作，但这些作品却与“play”
一词在英语中的含义并不一样，“传奇”
才是其中文名称。
该称谓不仅仅指戏剧，也指文言小说，经常与乱力怪神之事相干。
明和早清时期，传奇是占统治地位的戏剧形式。
与之相对的是另一种戏剧形式，即“杂剧”
。
这两种戏剧形式都兴盛于宋代末期，但在传奇兴盛之前约一个世纪中，占据戏坛统治地位的是杂剧。
有基于此，埃里克·亨利在概念使用上就做了区别，以避免西方读者望文生义，产生误解。
埃里克·亨利指出，贺拉斯·沃波尔（Horaceole）曾认为中国人非常讲究礼仪，并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喜剧不可能太吸引人。
亨利认为，这一论断尽管表面有理，实际与中国的喜剧没有任何关系，这只不过是沃波尔忧虑情绪的反映：他担心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文雅的泛滥”
会给**与怪异披上虚假的外衣，从而使喜剧家们放弃自然的素材。
埃里克·亨利说，在社会生活中用礼仪代替冲动，并不会导致喜剧的衰落，而是将它从以心理学或伦理学为基础的含义转向了以社会风俗为基础。
“这一转化，简言之，是从性情喜剧到风尚喜剧的转变。
长久以来，我们一说到喜剧都会联想到风尚喜剧，以至于习惯成自然，使我们陷入另一种焦虑，即担心在生活中那些刻板复杂、根深蒂固的形式逐渐消失，从而给剧作家们留下的能够用于喜剧题材的礼仪虚饰、社交尴尬和讽刺性机智的空间会更狭窄。
然而我们可能得出的结论却是，在共和之前，中国任何喜欢礼仪的人都会享受他们丰富的喜剧传统。”
[24]亨利接着认为，所有这些反应都将喜剧仅仅当作幽默场景的组合，其合理性要依赖这些场景在社会上发生的真实频率，这当然是不对的。
喜剧不仅仅是社会事件的发现与积累，它还是一种视野和分析。
因此，缺少的不是喜剧素材，而是质疑精神、娱乐精神和超越性的观察。
在此之后，作者列举了喜剧的三种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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