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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心脏的图形，表明“忠”
这个字是和心有关的。
此外，还会有一种复合的表音字带有一个音符和一个以上的意符。
例如，“寶”
（宝）既包含一个“缶”
字，又包含三个意符，即“宀”
“玉”
和“贝”
。
第五条原则是“转注”
（mutuallydefining），与同义字的用法有关涉。
第六条原则为“假借”
（b），即同音异义词的借用。
很显然，“六书”
中的最后两条原则是已有汉字的扩展使用，不关乎新字的构成。
这样，事实上，有关汉字结构的只有四条基本原则，与之相应地也可分为四种主要类型：纯粹象形字、纯粹表意字、复合表意字以及复合表音字。
前两种类别的汉字为数不多，但由于它们所表示的或者为普通的物体（如日、月、林、木），或基本的概念（类似数字、上、中、下等），故而给人以幻觉，似乎它们不在少数。
其实，汉字的绝大部分都属于带有音符的最后一类。
即使那些起初是依据象形原则所造的字，大多数也失去了其象形的特征。
它们现在的字形与其所代表的事物相似之处已所剩无几。
据此，刘若愚指出，费诺罗萨的观点是错误的。
[206]也就是说，将汉字视为自然运动的速写式图画的观点是对汉字的严重误读，因为大部分汉字都包含表音的成分。
吊诡的是，在时隔二十五年后的绝笔之作《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中，刘若愚却改变了先前的看法，并为费诺罗萨“翻案”
。
刘氏认为：“人文（文字或文学）对应于自然之文（图文、结构，包括星座、地形构造、动物的皮毛花纹），两者都是宇宙之道的显现。”
[207]在该书中，他以为中西语言泾渭分明，并夸赞费诺罗萨直觉到了汉字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
（logotrism）之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的思想家与作家，包括道家，均未将写作看作对口语的模仿，故而也就从语音中心主义（phorism）中摆脱了出来。
刘氏认为，中国作家通常并不着意区分口语和书面语，即便区分也是倾向于后者。
与西方存在的“语音中心主义”
相比，中国对于文字的偏好或许可以被称为“书写中心论”
（graphotrism）。
刘氏本人亦意识到这一评判与其早前对费诺罗萨的批评大相径庭，但坚持认为这与其在《中国诗学》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矛盾，只不过“由于情况的改变，我的重点有所转移。
我当时强调并不是所有的汉字都是象形的或者表意的，大多数汉字都包含一个语音因素；而我现在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的汉字都包含语音因素，人们可以不知其读音而知其意”
[208]。
刘氏前后观点的相互牴牾，或许有着两方面的缘由。
其一，处于西方学术语境中的刘若愚，不可避免地在思维以及研究方法上受到西方主流文化意识与学术方法的影响；其二，或许与他的华裔身份有关。
刘若愚与其他华裔汉学家一样，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对中国文化抱有拳拳赤子心。
他早期批驳费诺罗萨是因为汉字在西方长期备受蔑视，被认为是一种与表音文字相对的、来自自然之物的直接模仿或是对自然过程的速写，刘若愚担心费氏的观点会成为汉字低劣论的口实；后来对费氏的观点给予肯定，是因为西方兴起的解构主义开始批判“语音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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