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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过程中，顾史考“为了消除翻译中的偏见与惰性”
，刻意避免参考理雅各、考夫曼的译文，只在译文完成之后才取理雅各的译文略做查照。
顾史考指出，这篇翻译最大的困难就是区别声、音、乐三个术语，而在英语里没有一个对应词汇可以完全概括它们的意义。
因为这三个术语都有两种不同层面的意义，一为狭义的音乐层面，一为广义的道德层面。
此外还有性、情这一对术语，顾史考用“nature”
译“性”
，用“ions”
译“情”
，根据上下文而定。
顾史考在解释翻译原则时说，他的翻译可能读起来没有理雅各的译文优美，那是因为他的“重点放在准确地翻译原文”
，所以“决定尽可能严格遵循原文的字句顺序，以至于原文中存在的任何含混之处也在译文中保留，这样读者可以确保译文隐含的东西也正是原文隐含的东西”
[10]。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在《诗大序》一章之后附录了《荀子·乐论》和《礼记·乐记》的节译，理由是：“在这两篇文字中，我们发现了构成《诗大序》的一些材料，还有《诗大序》心理学基础的更详尽的论述。”
宇文所安特别指出《乐记》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意义。
他说：“《乐记》和《诗大序》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点，那就是情感的自发表达与道德规范之间的调和。”
在“乐由中出故情，礼自外作故文”
一节之后，他说：“在这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礼、乐之间的平衡是和诗歌理论相对应的，诗歌也是发于情，并在‘文’中找到限定的外在表达。”
在“大乐与天地同和”
一节之后，宇文所安进一步指出：“这个满堂喝彩的儒家社会观，通过礼乐达到人性与宇宙的和谐，它与文学本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它为真实情感与形式的一致提供了关键的基础。
这种一致的观念贯穿整个中国文学思想史。”
[11]
正如顾史考所指出的，《乐记》中最难翻译之处是对于声、音、乐的区分。
以其中“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和“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
两句为例，诸家英译见表17-1。
表17-1《乐记》例句英译对比
理雅各本来用void）、themodulationsofvoiusic来翻译声、音、乐这三个术语，但是到了“声成文，谓之音”
这一节，却改用“airs”
来对译“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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