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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才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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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西方学界普遍流行的性别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北美的汉学家在对中国古代女子书写的研究中侧重于一种文化上的再发现，重在凸显独特的“才女文化”
（Women’sculture）对女性作家诗歌创作和诗学旨趣的深刻影响。
其中，高彦颐和方秀洁的观点较有代表性。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高彦颐教授是治明清时期妇女历史的专家，她立足于社会性别理论，对明末清初江南妇女尤为重视，其《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缠足：“金莲崇拜”
盛极而衰的演变》分别从女性创作的文本书写和身体实践两个角度，揭示出了明清“才女文化”
的闺秀诗人与青楼伎师在政治与爱情方面的独特表现，并借由对她们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的探讨，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女性抒写的独特体认。
高彦颐立足于社会性别理论，力求“通过了解女性是如何生活的”
，来“更好地把握性别关系的互动；通过领会性别关系，掌握一种更真实、更复杂的知识。
这种知识是有关中国的文化价值、它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变化本质的”
[279]。
她摈弃了女性主义者二元对立的“上、下”
或“尊、卑”
的观点，创造性地运用“争执”
和“通融”
这样的措辞来形容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的两性关系。
这样不仅打破了西方性别理论“差异”
概念带来的局限，而且保持了考察古代男女两性关系时的某种客观性。
高彦颐认为：“尽管明末清初中国的闺秀，经常依靠男性出版她们的诗歌和扩大她们的交际网，但这种依靠并不妨碍只属于女性私人所有的友谊纽带和情感。”
[280]当时妇女的社交、情感和智力世界一方面受制于封建制度和儒家规范，另一方面也发展出了一种在理想化理念、生活实践和女性视角等方面都十分独特的“才女文化”
。
“无论是妻子、女儿或寡妇，都通过她们的作品，互相讲授着各自的人生际遇。
通过一代一代对女性文学的传递，一如巡游的塾师，她们超越了闺阁的空间限制，从而经营出一种新的妇女文化和社会空间。”
[281]
高彦颐在揭示儒家思想对明末清初江南上流妇女生活造成的实际影响的同时，力图通过分析女性在儒家体系范围内如何获得自我满足和拥有富有意义的生存状态，还原她们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环境。
她清楚地意识到：“女性社团发展的范围愈广，它就愈变得支离破碎；女性从家庭生活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取自由最大时，也正是其依靠公众领地的男性程度最高时。
正是这些分合的调节机制，促使在社会经济剧变的情况下，社会性别体系得以重新整合，并得以延续。”
[282]尽管两性在社会阶层上存在差异性，但是在独有的才女文化中，无论是青楼名妓还是良家闺秀，既都服从于同一特权男性集团，而两者之间也可以相互转换。
在《“空间”
与“家”
——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中，高彦颐以女性的文学创作为中心，探讨了明清深闺之中和出外远游的江南名媛，如何在“动与静、游与息、未知的将来与具体的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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