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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个互系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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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理论的发展与19世纪至21世纪西方的女权与女性主义思潮运动有着直接的关联。
20世纪中叶以前,女性主义总是认为性别是女人个体天生具有的特性,因此更注意从生物学上的性别差异探讨女性受奴役的根源。
20世纪40年代末,在波伏娃的影响下,“生物决定论”
受到批判,女性主义者开始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区分开来,认为性别的自然差异只是性别的社会差异的前提而已。
20世纪70年代,一些西方女性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文化研究思潮的启发下创造出了“社会性别”
(gender)的概念,并用以探讨女性的历史和现状。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性别研究”
(Geudies)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逐渐成为西方性别理论的核心。
北美的主要汉学家普遍受浸于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与女性主义文化研究思潮,大量理论话语的采用都源自其中,以此而与后期的西方学术研究步伐保持某种同步。
但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又不是简单的西方理论的翻版,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在探入中国传统性别问题时保留了独特的维度,对整个国际女性主义研究有自己特殊的贡献。
就此而言,汉学领域中的中国文学、文论研究就与国际女性主义研究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互系的关系。
按照孙康宜的理解,这种互动影响与互系关系在诗学方面主要集中在“差异”
“女性声音”
和“身体”
三个主要概念维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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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有关差异的问题。
汉学家们对中国女性作家的研究不仅应承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而来,而且更是在自己的研究中挑战了“差异”
这一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核心概念。
性别差异的主张是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为加强其理论基础所发明的最有力的策略之一。
英美女性主义学派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芭芭拉·琼森(BarbaraJonson)结合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方法论撰写的《批评的差异》(TheCriticalDifference:EssaysiemporaryRhet,1980),《差异的世界》(AWorldofDifference,1987)和《女性主义者的差异》(TheFemierature,Psyalysis,Rader,1998)三部重要批评著作,都在书名中使用了“差异”
一词,意指现实世界的背景中存在的性别差异问题。
桑德拉·吉尔伯特(Sa)和苏珊·格巴(SusanGubar)以性别差异作为基础,在解读19世纪的女性作家时,强调了英美传统之中女作者的“著作权焦虑”
。
这些女性主义者的“差异”
概念是建立在西方女性先天受歧视的现实基础之上的,而西方女性一直受压制的事实被看作这种“差异”
产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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