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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
[254]“如果从胭脂斋评语的角度来看，我们阅读《红楼梦》可能会局限重重，倘非认为‘虚构’另涵深意，就是认为这不仅仅是本‘幻构’而已。”
[255]“因为在中国传统叙事文学这个学术领域，散体虚构每和历史混为一谈”
，这就必须“看看这种虚构和历史不分的现象如何让历史生命和想象艺术结为一体”
，就必须知道“历史和虚构的阅读有何歧义”
，即应该检视历史性的叙事与虚构性的叙事在形式上的共同点。
余国藩明确指出，他强调在叙事文学的研究中“忠于文本传达而出的讯息与特色”
，并不是要驳斥多数红学的历史倾向。
他援引米勒（J.HillsMiller）的观点，称：“即使我们已经确认了文本和时代的关系，诠释活动其实也才开始。
解读的实务不易，表出语言脉络中的历史情境更难，何况后者只能化约而出。
凡此种种，所以就算考证已经成功，实际上都还有待完成。
在做完这些事之前，我们除了发出微弱的‘时代解释文本’这种声音外，其实任何事都没做。”
[256]因此必须另辟蹊径，对《红楼梦》再做诠释，应该注意因读者的道德感不一所推动的阅读上的多元性。
[257]“野史”
和“稗史”
所呈现的，是融“事实”
与“无稽之事”
为一炉的虚构性叙事文学的一项特色。
[258]“不论出以口述或是出以书写，历史都是过去事件的言辞陈述，都是一种‘叙述出来的故事’，因而也会具有多数叙事文学所有的形式特征。”
[259]余国藩认为，把阅读历史的过程认定为阅读虚构的过程，“并非因为历史真相和想象艺术毫无界限可资区分”
，“而是因为阅读这两类文学作品时，读者肩挑的责任大抵不相上下”
。
[260]在这一点上，王德威认为：“在中国古典小说的世界里，只要能与历史情境扯上关联，皆‘有其意义’。
至于小说叙述中对语言、服饰、礼节举止及道德规范等的记录，即使发生了时代错置的现象，也鲜为作者及读者所重视。
因为大家都认为历史叙述最主要的贡献就是镜鉴的功能，可以提醒读者其中的道德运作的意义何在。
这一意义其实已超乎时空的限制，聚照出的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基本前提。”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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