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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史亮则认为，小说概念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历时性的文化概念。
这不仅和孔子的正名观相关，而且体现出先秦时期老子、庄子、墨子和荀子等人在多样化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文化观点。
虽然班固之后，伴随着“稗官”
这一名称的出现，小说稗史和野史这样的同义名称已经把小说推向了不受人尊重的位置，但是后汉时期小说的表现内容还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史亮指出，后期的《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中大量存在小说作品的事实，以及用《杂传》《列异传》《幽冥录》这种史书方式标示小说的方式本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抬升了小说的地位及价值，而且从志怪以及传奇开始，中国小说已经演进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
到明代《四库全书总目》把小说按杂事、异闻和琐语编目，小说开始真正地被称为“文章家之一体”
。
[249]虽然中国小说中不乏奇、异、诞的描写，但这些和史家一直存在千思万缕的联系。
左丘明是“千秋之荒祖”
，“司马迁的著作中也多有奇异记述”
。
历史一直力图摆脱史实写作和故事写作的干系，因此创制出史余、外史和遗史这样的名称，却又恰恰说明了小说的材料主要来自历史的遗留。
但是历史一直试图摆脱小说的消极影响，小说也一直力图摆脱历史的影子而追求真正的独立。
史亮从中国小说的历史话语建构性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的小说并没有完全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因为现实主义是一种跨文化、超历史的概念，而中国小说渗透着的却是一种文化和历史情怀。
[250]
费维廉在辨识中西文学批评的差异时，认为：“中国人再现的对象，是某时间点上的心境，以及心灵与周遭世界的对应关系。
虚构性则与之不同。
虽然幻或虚构的故事在中国文学中早有一席之地，但是一般而言，中国批评家都把文学作品视为个人的传记。”
[251]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认为：“在中国的明清时代，如同西方之相应的时代一样，作者与读者对小说里的事实都比对小说本身更感兴趣。”
这些提法与余宝琳的看法类似，后者曾从中西隐寓及文学批评理论的比较入手，指出中国文学多从儒家对道德伦理的观感出发，希望在历史中为道德觅得权威的语境。
中国人往往“把文学视为过去的世界留给后代的生命教训”
，文本意义唯有在史料和作者诗文的对照中才能解明，而且是最具关键性的解明。
[252]
虽然以上观点在汉学界中非常具有代表性，但是《红楼梦》研究专家余国藩却不太同意在中国叙事文学的研究中，把“虚构”
和“历史”
混为一谈的做法，认为“在历史或自传性的强调占得上风之处，文学文本的文字与独立经验便会遭到斫害，盖此刻外证的寻觅必然会变成批评上的主宰。”
[253]余国藩指出，因为在中国文学评点历史上并未真正发展出站在读者立场上的阅读理论，即便不能完全认同那种从文本孵育政治和世道美德的批评做法，也必须借助特殊的历史知识帮衬其对于“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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