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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闻如现”
都传达着模仿的意涵，但是与西方的模仿论则完全不同。
据此，史亮概括出一个“道”
和“文”
之间的演进模型：
他认为，从道至文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发展过程，虽然人文取自自然之文，但因二者都源于道，故性质上是完全平等的。
因为缺乏类似西方的实存与超越、主体和客体以及视觉真实这样的二元化了的概念，中国文和道之间的这种自然关系并不利于产生模仿的观念。
要想分析中国的叙事传统，就必须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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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汉学家们看来，也就上面的逻辑来看，中国的叙事显示出偏重于讲“史”
（histraphy），偏重于“史”
的记录的特征，而西方则偏重于“讲故事”
（stfun）。
浦安迪指出，在中国文学中，叙事与抒情是文人创作的两大类型，然而两者也常常同时出现在同一部作品中，骚、赋、小品文等即是。
因此，早期的中国文论对文体没有清晰的界定，即在很大程度上叙事是包含很多文学类型的，但它一定是对当时社会文化的记载。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的分支更为细密，“史传”
从众多文体中脱颖而出，成为叙事的宠儿。
这时，对中国叙事学的讨论就需要放在“史”
这个概念上，把史传当作研究叙事学的一个起点。
史传的写作不仅是中国叙事学的一个主要特点，而且还给阅读者带来了史实的价值。
西方叙事学的中心功能是“讲故事”
，“讲故事”
与修辞有着某种联系，后者在西方叙事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近代西方叙事学，用讲述者和故事之间的修辞关系来区分叙事文学的功能。
西方对史传文学的定位并不清晰，虽然可将它分为古典历史学和历史叙事学，但更重视叙事学中的修辞而非史实。
中西方的叙事学因此而有了一个明显的区分，即西方以讲故事为主，中国则以传达史实为主。
另外，浦安迪还指出，中西方对于“事件”
这个概念的定义和处理方式也不同。
西方对事件的定义是将人类存在放到时间顺序中去把握，事件是一系列连续的社会存在，所以多以时间结构的方式描写事件。
而中国则常在叙事时将多个事件叠加，强调此事件与彼事件时间上的关联。
同时，片段的交织给人以厚实的空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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