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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人在表达自己的感情时，也把词的抒情结构物化了，即使是表现抒情主体的心理状态的词语，在其词的视觉世界里也被赋予了感性特征。
其二，姜夔词具有一种独特的“戏剧的张力”
。
在抒情诗中，一般而言，感情活动的单一性决定了它不需要富有戏剧效果的紧张性。
但姜夔词却有着一种戏剧的张力，创作中精确的细节刻画、着意的外部环境描写与其内心体验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这种戏剧张力显示出姜夔各种体验之间的冲突，“在提升词的表现力的同时，戏剧张力也在创作行为中得到释放，因为词唯一的重心所在即张力所引发的情感表述”
[170]。
在姜夔看来，“词是一种‘委曲尽情’的表达方式，这一论断说明他尽力让词成为抒情的最佳媒介。
既然重在表达内在的感受，那么他就必然关注其笔下的事物是否能够激起内心反应，抉出其普遍特质，并用诗意的表达使之尽善尽美”
[171]。
姜夔的作品具有普遍的感染力，又能使人直接体验到原有的过程。
其三，功能词对姜夔的抒情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林顺夫认为，姜夔作词时，词的文本在他心目中是最重要的。
他的作品表现出他对诗思的连续性以及语义节奏连续性的关注。
姜夔为了追求这种诗思和语义的连贯性，在慢词创作中引入了一系列的功能词。
“慢词中的功能词基本上起着一种结构上的作用，它们增进了结构的灵活性，加强了语义的连续性，强调了词人情感发展中明显的转折。
功能词作为一种结构原则，被词作者用来整合零碎的意象群。”
功能词的使用克服了慢词结构不够平衡统一，意象群琐碎之弊，最终创造出一种片段相缀、更为生动、抒情性更强的情境。
此外，功能词能够用来表示词人的一般知性或情感萌动的状态。
形式所体现的意义，并不是形式本身。
“词人身处某一特定的情境之中时，不必将之归为自身的个人体验，而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来加以表述。
就此而言，功能词对增强慢词结构的‘客观性’大有裨益。”
[172]
从陈世骧到高友工，再到孙康宜和林顺夫，他们对中国抒情传统的理论建构工作在北美汉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他一些汉学家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对中国抒情传统的建构工作中来，但是也较敏锐地注意到了抒情在中国诗学中的地位和影响。
例如，余宝琳的王维研究、叶维廉的中国诗意象研究，华兹生的抒情诗体研究，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浦安迪的明清小说研究，蔡宗齐的《文心雕龙》和五言诗研究，都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陈世骧与高友工所开创的中国抒情传统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
以宇文所安为例，他虽然并未和孙康宜、林顺夫等人一样有意沿袭陈世骧、高友工等华人学者开拓出的中国抒情美学传统，但是仔细阅读他的《初唐诗》《盛唐诗》《追忆：中国古典文学的往事再现》等著作，我们可以窥见其有些论述仍与高友工等人的抒情论思想有接近之处。
在《盛唐时》中，宇文所安在说明孟浩然与王维诗歌个性的差异时，曾做如下表述：“关于中国抒情诗性质的古典阐述是‘诗言志’（《尚书》，《诗大序》）；‘志’集中于、产生于对外界特定事件或体验的内心反应……‘志’是由实际心理和特定的外界体验决定的，中国诗人作品中的各种复杂多样反应，都可归因于‘志’的激发。”
[173]这和高友工《中国抒情美学》一文中的论述就十分接近。
总体来看，北美汉学家从中国诗学的主体认识出发，跳出了传统的儒家诗歌功能观的理论框架，在传统诗学的情志传统中独立梳理出一条抒情诗学的脉络，其学术努力和学术价值都非常值得肯定。
但是，这种剥离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去还原抒情主体自身情感生成和演化轨迹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也遮蔽了历史的真实维度，而将一些特定的诗学生成语境中的抒情元素放大到整个抒情传统，以及为突出抒情传统而对一些重要诗人和诗作做单线突进式研究的方法，也成为他们的理论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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