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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术语在文学领域的运用一直有着种种争议。”
相比之下，曹丕的《典论·论文》虽然在表述上很个人化，但它主要立足于传统的文学观念。
“陆机偶尔会引用传统的文学思想，但是《文赋》主要讨论了与创作过程相关的种种问题，这是以前从未被认真讨论的问题。
后来的文学思想，尤其是南朝，很多问题都是陆机首先提出来的。”
宇文所安还特别讨论了《文赋》的文体形式。
他认为，“赋”
这种形式对《文赋》的主题及其独创性有很大的影响。
它的“惯例式排比铺陈的修辞技巧”
，“本身就有一种分析说理的冲力，会迫使陆机沿着某些特定的方向发展他的主题”
。
宇文所安甚至认为，《文赋》提出的新的理论问题，如新道家的心灵理论和理解心灵活动的宇宙论基础等，都部分来自“赋”
这种文体的影响。
他认为：“不讨论它的文体，就无法理解《文赋》。”
因此，他总结了“赋”
的四个基本结构原则：一是“论述的宏观结构经常是围绕一个事物或一件事情的传统分类法——即它的组成部分或阶段——来展开”
；二是“论证总是依靠二分法——即每个观点被分成一对相反的论题——和相反论题的不断推进”
；三是修辞结构的概括性铺陈，即反复论说一对相反论题；四是补充性的回头说明。
宇文所安指出，因为这些原则的影响，“陆机经常论述一些相对连贯的论点。
一旦出现相互矛盾的因素，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它们总是被当作可以相互补充的”
[55]。
康达维在1996年出版的《文选》英译第三卷中，翻译了《文赋》全文。
康达维曾谈到自己英译《文选》的原则。
他引用了俄裔美国小说家纳博科夫的话：“最笨拙的逐字翻译，比最漂亮的意译要有用一千倍。”
他还引用了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H.Schafer）的警告：不应该“用现代英文的衣衫来打扮中古汉语的诗篇”
。
康达维说：“尽管可读性是一个极佳的理想，但要忠实地翻译古代及中古的作品，却需具备如米勒·罗伊·安德鲁（RoyAndrewMiller）所称的‘字字斟酌的语言学的勇气’。
面对保存原文内容的任务，我们不应该退却，应尽量在英译中保持那些新奇的比喻和罕见的措辞。”
所以，他“选择为原文做大量的注解”
，称自己的翻译为“绝对的准确”
加“充分的注解”
。
[56]在《文赋》的英译中，康达维也贯彻了这个原则。
托尼·巴恩斯通等编译的《写作的艺术：中国文学大师的教诲》一书，也有《文赋》的全译。
编译者认为，《文赋》可与英国批评家蒲柏的《论批评》相媲美，它们都是用诗体写成的批评著作的典范，尤其是蒲柏的英雄双行体与陆机的骈偶句在修辞上可以互相对照。
《文赋》中有很多难解之处，之前的许多译者都做了详细注解。
巴恩斯通认为，这些长篇注释虽然很有价值，但是它们“分散了对诗本身的关注，每个词语都变成了一道门板，让你掉进批评与注释的层层转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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