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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译法是受了法国汉学家加略利（JosephMarieCallery）的影响。
其实，《诗大序》中也有“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的说法，理雅各翻译《乐记》之前译过《诗大序》，当时他将“音”
译为“musicalpieces”
。
[12]前后翻译的不同，可以看出理雅各在不同时期对这些术语有着不同看法。
考夫曼似乎没有认真考虑声、音、乐的区别，“sound”
有时用来译“声”
，有时译“音”
；“music”
有时用来译“音”
，有时译“乐”
。
宇文所安则用sound、tones、music来对应声、音、乐三个术语。
他并没有专门讨论这三个术语的翻译，在《中国文学思想读本》附录的术语解释中也没有这三个术语。
相比之下，顾史考花了大量笔墨来辨析这三个术语以及它们的英译。
他用sound来翻译“声”
，用“music”
来翻译“音”
，用第一个字母大写的“Music”
来翻译“乐”
。
“音”
和“乐”
用同一个词来翻译，也许会导致混淆，不过顾史考在注释中进一步解释道：“如果‘音’是‘music’，那么‘乐’是什么呢？‘乐’不仅仅是音乐，而是崇高的音乐（musiobled）——是一种影响人类活动的意义重大的音乐。”
[13]顾史考的译法，建立在他本人对于先秦音乐思想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可能更有说服力。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论的术语，大多具有模糊、交叉、多义等特性，在英译中如何既保持中国术语的特殊内涵又符合英语表达的习惯，一直是英语译者极力想解决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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