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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提到的苏文光与奚如谷研究元好问的硕士论文，也几乎全译了《论诗三十首》。
魏世德在附录中提供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论诗三十首》的各种英译，材料主要来自这两篇硕士论文。
另一篇博士论文是包瑞车1978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完成的《文镜秘府论》的研究。
[57]包瑞车除了提供《文镜秘府论》的英译之外，还在附录中提供了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陆厥《与沈约书》、沈约《答陆厥书》、王昌龄《诗格·论文意》、皎然《诗议·论文意》以及殷璠《河岳英灵集序》等文的英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此前出现的年轻汉学家，继续推动中国文论翻译与研究的发展，促成了英语世界中国文论研究真正的繁荣局面。
例如，魏世德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以“论诗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
为题，作为“慕尼黑东亚研究丛书”
的第33种，1982年在德国正式出版。
[58]修改后的版本，删去大部分附录，成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权威译本。
1984年，魏世德又节选了戴复古《论诗十绝》第四、七、八、十，以及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第四、五、十一、十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九、三十等诗的英译，交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办的《译丛》（Renditions）发表。
[59]这些译文，后来被收进著名翻译家宋淇主编的《知音集》（ABrotherhoodinSoryaics）[60]。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语世界中国文论研究的繁荣，标志之一就是两部英译中国文论选本的出版。
这样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中国文论名篇，并辑成选本，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是没有的。
第一本中国文论选本，是香港学者黄兆杰编译的《早期中国文学批评》，此书出版于1983年，其翻译却始于1976年。
这个选本包括了《诗大序》、王逸《离骚序》、曹丕《典论·论文》、曹植《与杨德祖书》、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钟嵘《诗品序》、刘勰《文心雕龙》的《神思篇》和《序志篇》、萧纲《与湘东王书》、萧统《文选序》十三篇文论的英译、注释及中文原文，翻译和注释工作全部由黄兆杰一人完成。
[61]其后，黄兆杰又独自译出王夫之的《姜斋诗话》[62]，并与人合作翻译了刘勰的《文心雕龙》[63]。
第二本中国文论选本，则是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1992年编译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共十一章：第一章是早期文本部分，包括《论语·为政》《孟子·公孙丑》《孟子·万章》《尚书·舜典》《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易经·系辞传》《庄子·天道》以及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等篇的选段；第二章是《诗大序》（附《荀子·乐论》与《礼记·乐记》选段）；第三章是曹丕《典论·论文》；第四章是陆机《文赋》；第五章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原道》《宗经》《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熔裁》《章句》《比兴》《隐秀》《附会》《总术》《物色》《知音》《序志》等篇；第六章是《二十四诗品》（附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与极浦书》）；第七章是诗话，节选了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第八章是严羽《沧浪诗话》的诗辩和诗法部分；第九章是宋元通俗诗学，节选了周弼的《唐贤三体诗法》和杨载的《诗法家数》；第十章是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和《诗绎》（节选）；第十一章是叶燮《原诗》（节选）。
全书不仅包括收录作品的中文原文和英文翻译，还有更为详细的解说和注释，并附有对重要术语的解释，以及相关的中、日、英文书目。
[64]
黄兆杰和宇文所安的贡献，还在于他们对中国文论英译的重要性及方法论都有切身的反思。
他们提出了两种完全相反的翻译方式，其译文也成为两种不同翻译风格的典范。
黄兆杰指出，西方读者普遍感到“英语世界中国文论资料的缺乏”
，这些资料只散见于“单篇的论文”
，并且“常常湮没在专业的或早已脱销的期刊中”
。
所以，黄兆杰希望自己所编译的《早期中国文学批评》能将中国文论翻译成“可读性强的英文”
，以满足西方读者的需要。
[65]所谓“可读性强的英文”
，就是一种符合西方读者阅读习惯的优雅的英文。
宇文所安的翻译策略，则是“采取一种看似别扭的直译，以便英文读者能看出一些中文原文的端倪”
。
宇文所安指出，虽然“这种相对直译的译文读来无味，但是对于思想性文本，尤其是中国的思想性文本，优雅的译文常常意味着对译本读者思维习惯的极大迁就”
。
《中国文学思想读本》所选的大部分作品，已经存在各种优雅的英译，但是宇文所安认为：“从这些译文中，只能得到关于中国理论的粗浅印象：那些本来深刻而精当的观点，一译成英文，就变成了空洞而杂乱的泛泛之论。
唯一的补救就是注解，译文变成了必须要依靠注解才能存在的东西。”
所以，宇文所安提出，他的翻译，“首要目标是帮助英语读者领悟中国思想，而非优雅的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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