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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的翻译“力求意义的准确与明了，不在于文字的优美”
[39]。
刘若愚对于批评术语翻译中的复杂性有清醒的认识，他提出了自己的翻译原则：“我们翻译一个用语时，该根据它在上下文中表示的主要概念，以及它可能也隐含的次要概念，必要时每次使用不同的英文字，并提供另一种可能的译文，但指明原来的用语。
相反，当我们发现不同的中文用语表示基本上相同的概念时，我们该不犹疑地使用相同的英文字来翻译，但也注意指出原来的用语。”
[40]因此，刘若愚在导论专列一节讨论“文”
的不同含义，在翻译时也用不同词语标示其各种可能的含义。
例如，把《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德也大矣”
中的“文”
，译为wen（figuratioure），一方面指出原来的用语，另一方面用不同的英文字来揭示其含义。
到了“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一句中的“文”
，又译为wen（patternfiguratio），这是随上下文不同而提供不同的英文对应词汇。
20世纪60年代的英语世界，中国文论的翻译不算多，有叶维廉节译的《二十四诗品》等。
[41]但是，此前中国文论翻译与研究的进展，在年轻的汉学硕士与博士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出现了一大批以中国文论为题的硕士与博士论文。
有以特定文论家为研究对象，如研究王国维有涂经诒的博士论文《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AStudyofWaeraryCriticism）[42]、李又安的博士论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国文学批评研究》（WangKuo-wei’sJez’u-hua：AStudyieraryCriticism）[43]，研究元好问有苏文光（Wen-kuanSu）的硕士论文[44]、奚如谷的硕士论文[45]；有以特定文论专著为研究对象，如研究《文心雕龙》有吉布斯的博士论文《〈文心雕龙〉中的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iiao-lung）[46]；有以特定朝代的文论为研究对象，如刘渭平（Wei-pingLiu）的博士论文《清代诗歌理论发展研究》（AStudyoftheDevelopmentofesePoeticTheoriesintheasty）[47]；还有以中国文论的特定范畴为研究对象，如黄兆杰的《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情》（eseLiteraryCriticism）[48]。
在这些论文中，都有相关的文论作品的节译或全译。
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语世界对中国文论的翻译和研究有了更全面的发展。
如周发祥所说：“自70年代至今，中国文论的西播，无论是翻译还是研究，均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
在中国古典文论向西传播的过程中，翻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49]
魏晋六朝文论依然是汉学家关注的重点。
缪文杰（RonaldMiao）和侯思孟分别撰写长文研究建安时代的文学批评。
缪文杰主要讨论曹丕的《典论·论文》，并翻译了全文，在文章的附录中还提供了曹植《与杨德祖书》、曹丕《与吴质书》的完整英译。
[50]侯思孟也翻译了这三篇文论的全文。
[51]此外，马约翰（JohnMarney）研究和翻译了萧纲的《与湘东王书》。
[52]
同时，汉学家也将目光转向其他时代的文论作品。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出现了两个英译本：首先是涂经诒的英译本1970年在台湾地区出版[53]，接着是李又安的英译本1977年在香港地区出版[54]。
这两个译本，都源自作者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博士论文。
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以中国文论研究获取学位的年轻汉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成为翻译和研究中国文论的中坚力量。
到了1978年，出现了两本专门研究中国文论的论文集，分别由缪文杰和李又安编选[55]，提供了很多中国文论材料的节译。
20世纪70年代还出现了两篇非常扎实的博士论文，完整地译介了一些中国文论篇章。
一篇是魏世德197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元好问的文学批评》（TheLiteraryCriticismofYuanHao-wen［1190-1257］）[56]。
魏世德在霍克斯的建议下，全面研究了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论文主体部分包括《论诗三十首》的全部英译、每一首诗的解说以及对重要词句的考证与辨析，提供了一个《论诗三十首》的英语详注本。
论文长达七百多页，充分运用了当时所见的中文、日文和英文资料，广征博引，内容翔实，颇见汉学功力。
这篇博士论文还在附录中提供了钟嵘《诗品》、杜甫《论诗绝句》、戴复古《论诗十绝》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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