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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再次，在其三部式理论的基础之上，宇文所安提出了关于律诗的“主题阐释结构”
。
他认为：“三部式本身就是根据汉语的句式构成：主题加上阐释，二者又一起形成第二阐释的主题。
与汉语的句子一样，阐释对主题的逻辑关系通常是隐含的，不是表明的，而且在怎样确定这一关系及这一关系的开放程度上十分自由。”
主题—阐释结构就是三部式的整体构造原则，或者说生成机制。
最后，宇文所安把唐诗中的对偶看作“与主题—阐释结构对立的法则”
。
他认为，依照主题—阐释结构，唐诗两个对句之间的联系可以是公开而仍然暗示的，而对偶法则却使两个对句之间既不相互从属又非彼此暗示，情况尤为复杂。
不管怎样，“主题—阐释结构和对偶都倾向于封闭诗篇及其各个部分，使得诗篇成为封闭的统一体，依靠内在的张力获得活力”
[71]。
由此可以看出，宇文所安在唐诗研究中注入了十分典型的结构主义特征。
倪豪士熟练而自信地运用了结构主义的理论体系，明确地将唐代的传奇文学看作对于结构主义理论的证明和补充。
在《〈文苑英华〉中“传”
的结构研究》一文中，倪豪士对《文苑英华》的33篇传，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展开了研究。
他认为，理想的传由五种“文类的基码”
（genericcode）组成，分别为叙述方式（narration）、文学模式（mode）、文体（style）、结构（structure）和涵意（meaning）。
具体来看，倪豪士又从作品本身出发概括出三种叙事者的形态：研究者（aresearcher）、目击者（awitness）和报导者（areporter）。
除此之外，倪豪士还依据罗勃·史勾斯（RobertScholes）的区分方式提出了关于传的四种“文学模式”
，即高模拟（highMimetic）、历史（history）、低模拟（lowmimetiy）。
为了更好地研究作品的文体，倪豪士确定出两种基本类型：“经由语意上的相似而发展进行的隐喻式文体和基于毗邻性而发展进行的换喻式。”
在研究传的具体结构构成单位时，倪豪士则采取了欧尔伯西施特（Peterolbricht）所列的九种基本组件为范本，即姓名，祖籍，祖先，教育，言行（在长度和内容上有所不同——可能包括仕宦、官阶、轶事和文学等），致仕，谥号，儿子（后代）的名字并其小传，以跋的形式出现的作者评论。
借此，倪豪士确立了传的两种涵意类型：再现型和阐述型。
最后，倪豪士根据传的五种文类编码总结出了三种不同的传的理论类型，并对33篇传以图表的形式予以结构说明：“第一类是规范性的，由研究者兼叙述者所述，属高模拟形式，具隐喻式文体，为传记事件式（biographical-episodic）的结构，结束于半再现式、半阐述式涵意。
第二类由目击者兼叙述者所述，属低模拟形式，也是隐喻式文体，结构上围绕一独白或陈述构成，并发展出一阐述式涵意。
第三类由报导者转述，属高模拟形式，使用换喻式文体及单一事件（si）结构，其目标在于一再现性的涵意。”
[72]
为了系统分析《南柯太守传》，倪豪士采用了日本学者内山知也的划分法。
[73]在分析《南柯太守传》和《异梦录》对于《秦梦记》的影响时，倪豪士又运用了托多洛夫的“叙事句法”
理论来印证之。
托多洛夫从语言学角度把“叙事句法”
的最小单位界定为“命题句”
（proposition）。
命题句既可以是一个主项（如人物）的表述，也可以是一个谓项（如一个行动）的表述，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命题句构成“序列型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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