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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文”
的形式主义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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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form）与“结构”
（structure）是西方现代文论切入作品的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点。
西方某一阶段的学者习惯于把文学作品看作独立自主的、与作者和现实世界无关系的体系，进而采取一种非个人的、非历史的立场，着力于探索作品自身的形式特点和话语结构。
虽然在亚里士多德的文论中就有对于形式的重视，但它仍然是与对作者和客观现实的重视相联系的。
自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文论兴起之后，这种西方传统固有的对“形式”
以及“话语结构”
的关注遂被推向了极致，并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整个北美的文学研究。
在美国，新批评发生较早，20世纪40年代后已始居于统治地位，而结构主义基本上在20世纪70年代后才有所传入。
虽然存在时差，但对于美国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而言，一般认为，这两种思潮大致都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才真正流行起来的，因此可以将这一时期看作对西方新的文论方法的初尝期。
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则又有新的跟进，并结合其他方法对中国文学思想研究做了富有成效的推动。
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许多汉学家在探讨中国文论思想时，将传统表述中的“文”
和现代诗学意义上的“形式”
“结构”
相对应，发掘出了一些带有启发性的命题。
例如，部分研究者基于形式主义、新批评或者结构主义的视点，着力探索了中国文学作品内部，包括语言、结构、技巧、韵律、隐喻、悖论、矛盾、含混等在内的种种形式因素。
尽管在中国传统文论中也有不少涉及文字、词采、结构、技巧，尤其是韵律等的讨论，但其未成为传统学者的关注重心，或将之与心灵的风格完全粘连在一起看待，甚至在一些时期中受到理论家们的贬抑。
然而进入现代学术场域的西方汉学家则无此伦理意识形态的牵累，因此能以西方的理论为烛照，借用西学的范畴与方法等，对中国传统中比较抽象的“文”
的概念，以及那些不太被看重的“形式”
与“结构”
等元素进行逻辑化和理论化的反思。
这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国文论中关于“文”
的问题推向了理论的前台，对于重新理解中国文论中“文”
及相关的诸如“辞”
“采”
等重要范畴提供了有价值的启发。
“文”
是中国古代文论“志”
与“情”
之外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
许慎《说文解字》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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