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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向农人说，四时事莫迟。”
第六，德庇时谈到了汉诗最有魅力的一大特点——对应法。
他引另一位专治希伯来诗歌的西方学人罗斯（BishopLowth）的观点，将“对应法”
定义为“一句诗或一行诗与另一句或另一行诗相一致。
当一种观点被提出后，另一在意义上相同或相对，或者是在语法结构形式上相似的观点附于其末或其下，此为对行（parallellines）；在相似行中相对应的单词或词组则为对词（parallelterms）。
对行又可分为三类：同义式（synonymous）、对反式（aithetic）”
[182]。
上述“对应”
理论乃总结自希伯来诗歌，但德庇时认为同样适合于汉诗，唯一的区别不在本质上而在程度上，即汉语之结构使得对句形式在汉诗中更为精致、鲜明与夺目。
第一种类型同义式，指的是以不同却对等的词表达相同的意思。
一种观点被提出后，立即被整体或部分地加以重述，表述不同，但意思却完全或几乎相同。
德庇时举出的例子为：“白璧无瑕呈至宝，青莲不染发奇香。
心到乱时无是处，情当苦际只思悲。”
第二类为对反式，两行中词语与观点相对，可以是整个句子中词与词的一一相对，也可以笼统为两种观点的相对。
德庇时说，在汉诗中，“对反句无论在观点还是词语方面，都达到了完美的程度”
[183]。
对反句在汉语警句格言中颇多，在汉诗中只是偶尔出现，存在于一联诗的所有或部分两两相对的字中，如“观生如客岂能久，信死有期安可逃。
心境静时身亦静，欲生还是病生时”
。
第三类对应形式为合成式，指的是各行结构上的一致与对等，如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集合词对集合词，否定词对否定词，疑问词对疑问词。
此为汉诗中最普遍的类型，构成汉诗的主要特色，很大程度上是其形式美的重要来源。
德庇时引《好逑传》中的诗歌为例：“孤行不畏全凭胆，冷脸骄人要有才。
胆似子龙重出世，才如李白再生来。”
“百千万事应难了，五六十年容易来。
得一日闲闲一日，遇三杯饮饮三杯。”
德庇时所谓的“对应法”
，本是对希伯来诗歌的理论表述，但实际上，中外诗歌赖以产生之文化环境差别很大，这也使其无法细究希伯来诗歌中的“对应法”
与汉诗中“对仗”
之异同，在对比运用时难免有错位之感。
为此，刘若愚曾对之有所批评。
以上几点为德庇时在近二百年前，从语言角度探究汉诗声律之美这一重要特性的理论收获。
德庇时对英国汉学所做的贡献，要比英国另一位著名的汉学家翟理斯早约70年。
彼时，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刚刚起步，德庇时的汉诗研究由于限于字词形式因素，难免出现若干偏颇。
但他并未如一些欧洲学者那样立足于西方语言中心论，把汉语相对于西方语言的种种差异视为汉语的先天不足，而是尽可能摆脱诸种偏见，深入到中国语言、诗歌之内部进行通盘研究，对汉语之特点如何促成汉诗声律之美这一问题予以同情之了解，进而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
德庇时在《汉文诗解》中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在欧美学界很具有代表性，在20世纪初美国学者费诺罗萨的《作为诗歌介质的汉语书写文字》（TheeseWrittenCharacterasaMediumforPoetry）中，以及近一个世纪之后美国华裔学者刘若愚的《中国诗学》中，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回响、拓延、深究乃至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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