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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效卫认为，金圣叹的批评仅针对个别字词用语而非整体。
芮效卫将张批的重整体与金批的重细节对立起来，与浦安迪的结论有所不同。
偏重对“结构”
的关注，是这一时期汉学家的一个研究特点。
陆大伟的研究也不例外，但除结构性问题，他还注意到了评点的性质及思想。
陆大伟认为，评点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细读”
，作用之一就是培养读者对细节和小说微妙之处的洞察能力。
中国小说评点具有以下几个作用：“其一，在小说爱好者必读的小说中，评点本占了统治地位；其二，通过编辑现存的小说文本，使其符合小说的新观念；其三，评点者或明或暗地在诱使读者创作小说。”
[17]陆大伟对张竹坡在评点方面的贡献是肯定的，认为张竹坡和金圣叹评点的动机是一样的，即无论是对白话和文言作品，他们都把自己的评点看成读书写作的教科书。
但张氏毕竟是有创新和发展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能更好地将序文和其他批评材料关联在一起。
陆大伟如此评价道：“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及其四篇序和两篇点评文章在张竹坡的努力面前黯然失色：他写了一篇署有化名的序言、七篇文章（与题目相关）、几条目录和一个范例、一个分析性目录，总共十六项。
他道前人之未道的地方在于发现了‘空间’（尤其是西门庆府邸中那些人物的空间属性）在小说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18]
在研究《金瓶梅》的“崇祯评点本”
时，陆大伟发现，最有意思之处在于崇祯本的评点者认同小说中的人物，并且使自己陷于其行为之中。
这一点与金圣叹的评点区别很大：金氏总是在自我和小说之间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甚至期待读者用智慧而不是用本能体验小说中的悬念，张竹坡继承了这一点。
张竹坡一方面与原来的评点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又从中借取了许多观点和语言。
虽然在他出生时金氏已经去世多年，二人之间的思想联系却依然密切。
与同时代的评点家一样，他也时时把自己的评点与金圣叹做比较。
[19]在思想内容上，张氏基本上是以佛教的立场来进行阐释的，但却小心翼翼地认为儒高于佛，不欲以“空”
诋毁儒家圣人，同时也强调小说中“孝”
的作用。
他也在为读者创造一个“暗含的作者”
。
“金圣叹自己认同他为《水浒传》所创造的隐含的作者，张竹坡在其评点中也做了相似的事情。”
[20]在另一处，他认为毛氏父子的点评也同样如此：“像金圣叹一样，评点不仅仅是对原著的补充说明，而是一种再创造或者说是挪用。”
[21]因此，他认为金圣叹“建构了作者形象，不仅增加了小说的吸引力（天才作家创造的才子书），还支持了他的‘政治无害’论”
[22]。
这同浦安迪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用西方“形象迭用”
的叙事学术语对评点进行研究所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陆大伟对“自我评点”
现象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这是其他学者没有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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