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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古文运动将文学看作传道的必要手段。
程朱学派攻击古文作者过于痴迷“文”
，但他们自己的立场也深陷困境。
例如，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
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
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
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
（《通书·文辞第二十八》）布莱克认为，由此可见，矛盾的种子在周敦颐的观点中就已经埋下了，即便文用以传道，它也具有其他两种性质，第一是文本自身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它能使“道”
为人所爱；第二是文需要特殊技巧，并不是事物本身就能表达出来。
布莱克指出，这两点都说明“文”
并非“道”
的自然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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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则试图调和周敦颐的观点和更正统的“诗言志”
观点。
在评论周敦颐的话时，他说：“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则不待艺而后其文可矣。
周子此章似犹别以文辞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长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发之，则亦不能传于远矣。
程子亦言：‘《西铭》吾得其意，但无子厚笔力不能作耳。
’正谓此也。
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无，有德而有言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
学者先务，亦勉于德而已矣。”
[84]朱子既要说“有德者必有言”
，又要论证“文”
为“别一事”
，只好将“有德者有言”
当作理由。
宋代论诗亦同论文，诗也被当作载道之工具，同时承认诗既表现情感，又能激**感。
布莱克颇有幽默感地说，如果新儒家不是因为孔子亲自编辑了《诗》，他们可能会像柏拉图那样将诗人踢出理想国。
[85]但他们必须承认“诗”
的价值，尤其是对“情”
与导人向善的作用。
布莱克总结说：“‘文’所必须载的‘道’与必须传达的‘情’都被狭义地解释了。
如果承认人类情感普遍地不符合理想，‘文’通常无法将自己限于传‘道’，那么，能主宰文学争论的就是一些道德指称的词汇，如‘道’与‘善’，而不是‘情’这样的情感—心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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