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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情”
形成了对立。
发展到理学之后,“理”
为天地之心,“性”
为个人欲望;程氏兄弟又区分“天命之性”
与“气质之性”
,因此人性从根本上讲是纯粹的道德形式。
袁枚并不认同这些看法,并认为理学的解释有诸多矛盾之处:“袁枚反对新儒学(即理学)对‘性’和‘情’的解释,虽然他没有把伦理道德因素从二者中排除出去,但清楚的是,他并没有把‘性’与‘情’对立起来。
对袁枚而言,‘性’更接近其原初用法,指的是人与生俱来的人性,无论好坏都包括在内。
同样,他把汉代以来‘情’字在中国思想中所含的负面含义也抽掉了,仅用它指中性的人类情感。”
[69]
“性灵”
中的灵字不为儒家所常用,被用来指人的心灵,有神秘含义。
施吉瑞说,表面上看,“性灵”
与“性情”
似乎在神秘的“灵”
与常见的“情”
之间有矛盾,但这两个术语的含义基本一致。
“总之,多数情况下,袁枚在‘性情’的意义上使用‘性灵’一词,指人类内在的本性和感情。
但当他要强调‘灵’时,这一术语就附加了被灵感所激发出来的‘性’和‘感情’。”
[70]施吉瑞认为:“性灵性情说在袁枚的文学路径中居于中心地位,因此他不停地要从经典中为其寻找权威支持。
在前面,我已经谈到他将古老的‘诗言志’传统与自己的理论联系在一起。”
[71]在袁枚的文学批评理论中,性情性灵是伟大诗歌的基础,不朽的文学作品来自内心,写诗要传达内在的真实,而不是矫揉造作。
袁枚说:“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
施吉瑞认为,“真”
并非指什么普遍真理的理想状态,而是与儒家所讲的“直”
和“诚”
相近,这两个概念都指对人类内在真实的自然表达。
[72]在这一点上,袁枚显然受到李贽“童心说”
的影响,也受到了王阳明的影响。
“王阳明先生云:‘人之诗文,先取真意。
譬如童子垂髫肃揖,自有佳致;若带假面伛偻,而装须髯,便令人生憎。”
当然,袁枚也强调外在经历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诗的目的在于使转瞬即逝的日常现象变得不朽,诗歌创作是诗人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谈判与交锋。
鉴于这些思想,袁枚尊重个体,反对机械模仿的倾向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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