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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联中作为心灵状态内容的每一要素，均失去了时空的维度，它属于特殊的“抒情瞬间”
。
在这种新的形式中，高友工将描写与表现之间的区分等同于“呈现”
与“反思”
这两个诗歌行为的阶段之间的分域，并借用“外向”
与“内向”
这两个心理学术语来对诗歌行为的上述两阶段加以描述。
他说，这种新形式将一个拉长的时刻界定为“抒情瞬间”
，但它实际上将这一抒情瞬间区分为两个阶段，或者称为抒情行为中两个互相分离的时刻。
其中第一个“外向”
阶段是自发印象的时刻，第二时刻是伴随最后一联的“内向”
阶段，产生一个反思内省的时刻。
[57]这两个时刻的分离是此模式设计中的关键。
通过这一分离，自我可以从暂时被遗忘中重新回到正常的现实时间流中。
主观自我，不再处于背景之中，而重新出现取代了客观性的呈现；诗中的“我”
现在将能够对早先被内化的世界进行反思，并且将这种反思与真实的“我”
联系起来。
这一内向过程的主体，由抒情时刻的内容以及它所指涉的外部世界语境所构成。
初唐诗人对“志”
的解释与六朝基本一致，即将其视为某一特定时刻的思想和感情。
那么，盛唐山水诗人的律诗美典观念又当如何？
8世纪上半叶的盛唐是中国诗歌的辉煌期，盛唐诗人将律诗视为理想的诗歌形式，并进一步发掘其潜在的可能性。
拓展的方向之一就是对“志”
拟选新的解释：“他们从这一词更本原的意义，即生活的目标和视界中吸取灵感。”
[58]高氏发现，伴随着盛唐诗人对“志”
更高意义层面的探索，言意问题又重新出现了。
如果说普通语言“言不尽意”
的问题可以通过使用艺术语言来解决，那么，这种艺术语言必须有更为广泛的应用，包括将其用作理解甚至实现生活难以捉摸的意义的一种可能性手段。
在寻求新的诗歌境界的过程中，盛唐诗人王维发现了陶潜，并跟随他回到了素朴的生活与大自然之中。
个中原委，高友工从中国哲学的“两难困境”
出发来展开论述。
他指出，中国哲学的这一两难困境便是“认识生存意义”
的需要与“弃知以生存”
的需要之间的冲突。
也就是说，理解生命的意义取决于一种自我认识，但这种自我认识可能恰恰会扼杀生命的本质，而认识生命的本质确实是认识活动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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