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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蔡涵墨还揭示了韩愈的“知识分子的信仰与其文学风格之间的内在微妙关系”
。
他指出，韩愈创作古文文体是试图用语言表明圣心的特质，这一特质被描述为“诚”
。
在蔡涵墨看来，韩愈之所以创造“古文”
这一文体，就是要以言辞来展现圣人的“诚”
。
“古”
被理解为一种心态，近乎“诚”
。
“古文”
是一种统一的风格，或者诸种风格的汇集。
对韩愈来说，“文”
和“诗”
都是古文，正像圣心是包罗万象的。
“古文”
亦囊括所有的主题、文体以及文学风格、流派。
因为古文是圣人心智的反映，从而它也就有了圣人的权威和道德力量，而作品正是靠这种介质转化为作者内心道德力量的表征。
汉学家海陶玮也持此论，认为“对韩愈来说，古文只不过是其复古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复苏孔孟之道”
[29]。
又由于圣人之心无所不包，故而古文包含各种题材、风格与文类；古文反映圣人的思想，故而能获得圣人的权威与道德力量，实现“文”
（literature）与“道”
（themoralWay）合，作品的高下成为衡量作者道德品行优劣的标尺。
蔡涵墨说，韩愈的古文观是对儒家文学理论的一大贡献，与当时佛禅对语言充分表达澄明之心可能性的彻底否定构成对峙的局面。
韩愈文学上所持的“文”
“道”
并重的观念，与其将思想与行为并重的哲学观念是一致的。
其“文”
“道”
统一的学说提升了文学在儒教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
优美的文学表达不再是官僚高雅的装饰，而是成为仕途成功的必要前提。
这一思想在11世纪的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等人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展开。
或许由于这一目标难以实现，韩愈“文道一体”
的学说最终被周敦颐“文以载道”
之说所取代，由此文道离析，文附属于道。
蔡涵墨突破纯文学史研究的藩篱，引入思想史与文化史的研究视野，将韩愈的文学思想置于唐代政治、文化的宏阔语域中加以勘察。
许多研究者都对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力肯定，但没有充分注意到他的儒家**究竟源自何处，而蔡涵墨集中探讨了韩愈“儒家**”
与儒教的关系，揭示出其倡导古文运动与传播儒家价值观之间的关联。
蔡氏由此认为，作为古文运动的一代宗师，韩愈是无与伦比的革新者和独特的文学风格的天才创造者，其作品蕴含着儒家道德的力量和传播新思想的急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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