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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汉书》建立起有关诗歌创作与表演的论述。
最后一个影响源是司马迁的《史记》。
在《报任安书》与《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认为文学创作源于一种强烈的挫败感。
司马迁列出了一系列的文学经典之作论述说,每一部作品都是作者因回天乏力而产生的强烈困顿感所作。
[54]司马迁最后抬出《诗经》并总结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在对先秦的诸多人物——伯夷、叔齐、孔子、屈原、荆轲等——的陈述中一再指出,他们的歌咏是对身陷困顿的一种抒发。
司马迁似乎与那些历史人物有着一种特殊的相似性,即崇高的理想为恶劣的环境所挫败。
这种诗歌创作模式——诗歌产生于极端环境中的挫败感——无疑是《汉书》中所载诗歌创作模式另一个主要影响源。
尽管《汉书·艺文志》说“故哀乐之心感”
,但是《汉书》中没有一首诗歌是因“乐”
而作,反而都是关于挫败感与愤恨的。
[1]参见ViYu-gShih,TheLiteraryMindandthegons:AStudyofThoughtandPattererature,p.xvii.
[2]参见ViYu-gShih,TheLiteraryMindandthegons:AStudyofThoughtandPattererature,p.xvii.
[3][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53页。
[4][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50页。
[5]参见ViYu-gShih,TheLiteraryMindandthegons:AStudyofThoughtandPattererature,p.xix.
[6]参见ViYu-gShih,TheLiteraryMindandthegons:AStudyofThoughtandPattererature,p.xix.
[7]参见ViYu-gShih,TheLiteraryMindandthegons:AStudyofThoughtandPattererature,p.xix.
[8]MartieridtheGeheFu”
,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Vol.63,No.11,2003,p.387.
[9]MartieridtheGeheFu”
,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Vol.63,No.11,2003,p.388.
[10]参见MartieridtheGeheFu”
,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Vol.63,No.11,2003,p.434.
[11]MartieridtheGeheFu”
,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Vol.63,No.11,2003,p.435.
[12]参见MartieridtheGeheFu”
,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Vol.63,No.11,2003,p.436.
[13]JamesRhtower,TopieseLiterature:OutlinesandBibliographies,Cambridge,HarvardUyPress,1953,p.42.
[14]参见[美]唐纳德·A.吉布斯:《阿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与中国古代文论》,见[美]张隆溪:《比较文学译文集》,20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15]参见[美]唐纳德·A.吉布斯:《阿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与中国古代文论》,见[美]张隆溪:《比较文学译文集》,209页。
[16]参见[美]唐纳德·A.吉布斯:《阿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与中国古代文论》,见[美]张隆溪:《比较文学译文集》,210页。
[17][美]唐纳德·A.吉布斯:《阿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与中国古代文论》,见[美]张隆溪:《比较文学译文集》,210页。
[18][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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