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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围绕司马迁、班固、王充等人展开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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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陶玮曾对司马迁、班固、王充的文学思想有所关注。
他指出，司马迁《史记》的某些段落中早就出现了对个别文学作品或作家的评论[46]；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诗、赋这两种文体可以追溯推源到《诗经》，故也需要用儒家的道德标准来加以衡量。
由于赋有过多人为矫饰的因素，关于晦涩与明晰、夸饰还是朴素的问题因此引起了王充的注意。
王充的《论衡》认为写作如同讲话，需用直白的风格进行清楚的表达。
但王充又认识到诗、赋与一般性的写作不同。
虽跟其他汉代人一样，王充也没有将文学区别于一般性写作的明确概念，但起码已将诗歌视为一种特殊的门类。
在海陶玮之后，缪文杰、刘若愚、施友忠、孙广仁等人也分别对之有所论及。
缪文杰在《东汉末期的文学批评》（LiteraryCriticismattheEernHan）中，认为“王充于公元76年至84年创作完成的《论衡》，将文学的地位与儒家经典并列，并在东汉末期得到普遍认同”
[47]。
刘若愚发现，虽然王充具有特立独行的精神，对诸多问题持有非正统的见解，但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依然表现出鲜明的实用性倾向。
[48]王充强调的是道德功用，将文学视为劝善阻恶的手段：“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
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载。
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
施友忠也认为王充非常重视文学的道德内容与实用功能。
[49]王充更为关注历史与哲学，以至于他模糊了纯文学与其他学术著作的界限，退回到汉之前的杂文学观。
正因为他心中所考虑的是哲学与历史，所以王充宣称所有的文学都应是善与真的，目的是为了教育。
施氏说，即便如此，王充也并没有忽略文学美的一面。
对王充来说，善与真的就是美的，无须再着力加以完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王充会同意济慈所谓的真即为美，美即为真。
王充对历史真实性的关注使他注重某种现实主义，抨击各种与真实不相符合的文学夸张与藻饰。
施氏说，很显然，尽管王充有一定的审美趣味，但是他还是视真实为文学的本质，认为这一本质决定了文学的品质与形式。
施氏接着说，无论从秉性还是兴趣上说，王充都是优秀的历史学家。
他颇具胆识的历史理论，在一个充满教条主义的时代表现出了独一无二的自由主义精神。
当大多数作家忙于美化古代、盲目模仿经典时，王充可以说是一人独醒。
他说：“夫上世治者，圣人也；下世治者，亦圣人也。”
他又说：“叙事者好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
辨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辨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
上述引文见于《齐世篇》。
王充的思想有异于正统的历史观，他不但对这种传统观念进行了批判，甚至宣称今胜于古，如其所云：“夫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福瑞则汉胜于周，度土境则周狭于汉，汉何以不如周？独谓周多圣人，治致太平！
儒者称圣泰隆，使圣卓而无迹；称治亦泰盛，使太平绝而无续也。”
总之，历史是发展与进步的。
为了贴近现实，文学也必须是发展的。
[50]这种发展观念在晋代葛洪那里也曾再次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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