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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是一种心意状态，语言通常所具有的各种可能的意义，无论字面的还是比喻的，都归属于它。
同时，“志”
又不局限于这些意义。
《诗》的语言不指向“被说的东西”
，甚至也不指向“想说的东西”
。
毋宁说，语言指向说了的东西、想说的东西，与说话人为什么说这个、为什么想说这个两者间的关系。
宇文氏接着解释说，符号意义的那种朴素符号学模式在中西文化中都存在过。
西方知性的传统没有彻底逃避这一模式，而是不断加工发展它。
在中国，符号理论被更加高级的模式取代了，这个模式就是“志”
。
“志”
把动机和情境与符号的纯规范运作结合了起来。
从表面来看，这似乎是以心理学代替语言学，实际上则体现出这样一种认识：如果不通过某种心理和处在某种具体条件下，任何语言都是不可能产生的。
对于《孟子·万章下》中“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所包含的“知人论世”
说，宇文所安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他认为在理解文本和理解他人这两种能力之间形成了一个解释的循环：我们借助某些文本来理解他人，但该文本只有借助对他人的理解才是可理解的。
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最终是一种社会关系。
阅读被放置在一个社会关系的等级序列之中，它与在一个小社群中与他人交友只有程度上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最后，宇文所安指出，我们阅读古人不是为了从他们那里获得什么知识或智慧，而是为了“知其人”
。
而这种“知”
只能是来自对他们的生活语境的理解。
这种生活语境是从其他文本中建立起来的。
“知”
可以靠阅读这些文本来获得，但这样的“知”
与那个人是分不开的。
在这里，文学的基础在于一种伦理欲，既是社会性的，又是社交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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