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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该名目下的研究几乎很难不带有结构主义等旧文论模式的影响，比如柯马丁在其精心结撰的《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TheSteleInssofShih-huaandRitualinEealyeseImperialRepresentation）一书中对石刻文本篇章所做的考析，即认为从对早期一批跨度较大的青铜铭文、石磬铭文以及秦始皇石刻铭文等的对比分析看，可以发现这些文本之间在韵律、修辞、用语、格式与意识形态等方面均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因此可判定该文类的内在的模式具有明显的因袭性特征。
他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停留于此，而是进而探讨形成这种一致性的操作机制，比如“仪式”
的表演模式，口述的形式是如何平行化地、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被嵌入后续的书写化机制之中的，等等，由此而开辟出重新理解书写文本的一个新的探索维度。
[236]
这种研究思路也延伸到后来的一些汉学著述中。
柯马丁在为《剑桥中国文学史》所撰的篇章中，即以《诗经》的四句式为例，考察了从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格式向《诗经》格式转化的规律，并认为两者所保持的这种结构与规范上的一致性也源自更早的先民仪式语境以及对历史记忆的某种复现。
[237]与之同时，一些集体性的文集，如柯马丁编辑的《中国早期的文本与仪式》（TextandRitualinEarlya）、艾尔曼（BenjaminA.Elman）等编辑的《治国经纶与经典学习：周代的仪式》（StatedClassiiualsofZhouiAsianHistory）[238]等，均不同程度地演绎或呼应了上述看法。
《中国早期的文本与仪式》一书是200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一次同名会议所递交的论文的汇编，尽管收入的篇章并不全是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的，但也大致反映出了当时学者对这一议题的思考进程。
在诸多学者看来，同时也可以确定地认为，早期文本的书写有与仪式活动互相建构的特征，或从仪式到文本，或从文本到仪式，其内在的结构具有互通性的关联，故也可以取之做相互的印证。
从文本的角度来看仪式，尽管不应将所有早期的汉语书写归之于仪式的需求，但是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至少大部分的书写都呈示出了仪式化文本的征象。
[239]甚至于在第二级的层面上，比如在那些经典文本总是被置于墓穴之中的现象上，也能晓知仪式与文本的又一层关联。
[240]从仪式的角度看文本，二者具有一种共生性的关系，就好像是文本被引入了仪式性的活动，使仪式带有一种程式化、神圣化文本演示（perfomance）的属性。
[241]总起来看，早期最为宽泛的“文”
的概念包含仪式与文本的双重含义，两者混溶一体，都具有视觉化展示的含义，并且与政体威权、历史记忆等诉求密切相关。
直到公元前1世纪左右，“文”
才主要用来指称“书写”
，这也象征着从仪式性向文本性表达的整体迁移。
[242]当然，对这些总体化阐述的认识，也会落实到具体的案例分析中。
柯马丁对《诗经》文本等所做的一系列分析就颇富代表性。
他如罗泰（LotharvonFalkenhausen）对“错金鄂君启铜节”
文字及书写样式的分析，阐明了这一书写是如何介入早期王权仪式演示系统的；根茨（Joatz）对《公羊传》深层书写结构与解经策略的分析，证明了这一文本背后潜伏的仪式化演示的意图；史嘉伯通过始于东方朔的汉代劝诫文体之用于宫廷表演情况的分析，试图证明弄臣的“解码性游戏”
（gameofdeg）所具有的特殊的仪式化效果；白瑞旭（KehE.Brashier）以东汉时期石刻铭文为例，指出这种书写方式是如何仿制早期诗歌中的历史记忆仪式的，等等。
[243]
如果说对前一种现象，即文本不稳定的研究主要偏向于在物质与技术介质的层面上解决文本意义延宕的问题，那么对文本的仪式化、程序化的研究则希望从内部为书写体制的确立寻找到某种稳定性的根源，两者代表了书写史研究的不同层面。
当然，在研究者看来，这种体制上的稳定性也并不是自我封闭的，或“形式主义化”
的，而是仍然可与外部沟通，从而与“非文本性”
（非书写性）的社会政治活动方式构成结构性内嵌与影响等有关系。
毫无疑问，这些研究会对我们未来的文论研究带来重要的启发。
当然，这种文本与仪式之间间接性对应的思考方式，也可能会引起某种拟测性推理的嫌疑，比如过度放大对应性的逻辑。
再一需要提醒的是，在取用这些中心概念的时候，似也有必要适当区别“仪式化”
与“程式化”
两种构式在意义上实际存有的某些差别。
通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美汉学界的新面相，有几个方面的突出变化也还需要再做勾描。
首先，是旧有的“文学”
界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趋于模糊与难辨，或与其他学科边界互渗，或为新的理念所重造，比如可与书写、文本、想象、符号、表征等更为宽泛的概念化含义相替指（从而也更接近于早期的“文”
的概念）。
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在旧的、现代性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业已沦陷之际，狭义的文论的概念自然也难保其可固守的边界。
它的合法化命名不再取决于习惯性的默认，而是更多地取决于研究者对之的态度。
在更多的情况下，它则是在被重新概念化之后用以指称一种更为泛化意义上的，可涵盖如书写、文本、想象、符号、表征等活动或事件的理论化陈述。
也正因此，顺便说一句，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文论（literarytheory）的概念也能为文学研究以外，如人类文化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者所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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