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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导向上所产生的对象中，更偏重从符号生产与传播方式、书写的物质前提、被书写注入与表征的权力观念等视角对文本予以重新检审，及由此而与泛义的文论研究联系在一起。
这也使得撰者在这些著作中论述“文本”
的时候，惯例性地用“书写”
的概念替指文本被“操作”
的活动状态。
尽管“早期中国”
研究所包容的范围要更为广泛一些，然贴近书写文本话题所展开的各种研究却担当了“发掘机”
的作用，使各种理念上的创新能够在此沟渠中有序地流出。
这也涉及几个不同的面向，我们将在下文有选择性地介绍几例。
其一，是关于文本文献的不确定性问题的讨论。
文本的不确定性，也是与早期文献的生产与传播的特征密切相关的。
这又大致主要包括两方面的研究及从中得出的结论。
一是认为文献在物质表现层面上就呈示出了一种不稳定性。
二十多年来地下文献的大规模发现，使早期书写的本原状态，或者说是物质性得以比较充分地显露出来。
这在仅仅倚仗于后世通行刻印本进行研究的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
通过中外学者的密集考订，已可充分地证明早期文本在抄写、编排等方面存在诸种差异，进而也造成了文本表述的多样性与意义的流变。
这首先与早期书写条件的匮乏，因而意义的传递主要还是与口头的传播有密切的关系，而口头传播下来的文本又总会因人而异。
除了手抄的方式以外，在当时也不存在其他书写手段，这也使得每一次书写都是自我单元化的，因此我们也无法确证哪一文本是最初的，或最为可靠的。
加之，在秦汉之前，汉字及其书写形式也未曾有任何标准化的规定，这当然也会使文献之间呈现出微巨不同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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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文献制度的变化也会使同一文本之间出现微妙或明显的差别。
这可借助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之间的对比予以发现。
[230]关于这一问题，一些汉学家认为既与秦汉时期对汉字的改型与统一有关，又与“西汉时期重塑中国书面文化传统的努力”
有关。
夏含夷（EdwardL.Shaughnessy）等人就认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书写方式（文学书写抑或历史书写）规范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后人对上古史的理解。
更有甚者，则因于刘向、刘歆父子对秘府文献的系统性重造（以今文重录，并删汰、改编原本，重新分目等），造成了一大批与原初文献面目大异的所谓“定本”
，而我们后来所见的所谓先秦文献主要依据于此。
[231]再如鲍则岳的研究，通过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各自的结体方式的对比指出，两者不仅在字句与内容上有差异，而且内部的构成秩序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早期的文本往往多由小的片段组成，在后来才以特定的方式及根据某种意图被组合在了一起，形成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这种“混成”
（posite）式的集子，即“文学化的类散文式文本”
（literaryessay-liketexts），或称为经典集（classicalcorpus），又最后在刘向、刘歆父子的重构性活动中得以定型。
[232]也有学者在具体某一文本的研究中，借助对地下发掘文献（郭店楚简与上博简）与现存《诗经》（毛诗）一些片段与引述的细致对比，认为在《诗经》被经典化以前，这一整体化的文本其实并不存在，文句与意义也因使用的差异而未曾确定。
[233]尽管近年来不同领域，如文献学、考古学、文字学、文学史研究等方面的中外学者等，均参与了以上讨论，对大量的秦汉之前的文本均做了重新考订[234]，然汉学家们的研究明显地偏向于对文本及其意义做“不稳定性”
的解释，及企图将研究的结果做某种再理论化的尝试。
如果考虑到在书写这一话题下存在于英美学界的一个更大的语境，这自然也是与文化理论的一般性讨论与接受的进程具有步调上的一致性。
在这样一种言述方式下，“原典”
（原始文本）的假象似乎也就不攻自破了，对“经典”
（一种确定的、可信赖的权威文本）的解构也由此成为某种可能。
[235]
其二，是有关文本构型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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