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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如何对官方钦定的解释形成挑战的。
他认为正是这些“副文本”
（paratext）的大量生产，并成为科举考试中炙手可热的用书，改变了主导意识形态的解释方向；进而，也由于职业批评家在晚明时期的兴起及参与到各种民间出版之中，尤其是通过撰写序言、评注、点评等，促使文学权威逐步从政治中心转移到由商业市场所构建的社会空间。
周启荣由此认为，过去的文学史与批评史研究尽管都积极地讨论过明中期以后的各种文学批评流派，如复古派、公安派、竟陵派、唐宋派等，但同时又都忽视了这些流派与文学领袖在科举考试与商业出版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通过新一轮的考察（有专门的列表说明），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代的推移（从嘉靖到万历后），不仅批评家参与出版的频率在不断提高，而且不同的批评流派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当时的大众出版趣味，并对科考的技术、风格与思想等的取向起到显在的引领作用。
[183]
第三种情况是，在对文学传播的某一话题的研究中，评论性或批评性的史料多数是作为一种论证的依据被引述的。
这些评述性话语源于各种诗话、序跋、题记、凡例（编辑体例说明）、文章、评注、批注（行间注和页下注）、评点、哲学著作，甚至于诗文与史著等。
[184]这些做法在上引的汉学新著中是十分普遍的，以至于常与对文学史文本的考察一起，共同支撑起一个相对完整的话题叙述。
但是这些混成性的评论或批评话语的使用一般都不是现成获取的，而是由于新话题的出现，才使得大量非常见性的，甚至非标准化的批评性史料得以被重新发现，并围绕一个新的论述重心被拢聚在一起。
另有一种情况虽然不一定必然与批评性史料密切相关（当然也会涉及），但也值得一提。
这便是对隐藏在某类文本生产活动中的观念模式所进行的研究。
这些观念模式也可称为“编辑方针”
“编辑理念”
等，是由各种批评意识组成的。
既然如此，通过对这些编辑思想与策略等的剖析，便可揭示出蕴藉其中的特定时期与编者的批评观。
[185]当然，如果从规范化的文论概念出发，这种研究所包含的理论取向相对要弱一些，如田晓菲的所撰《尘几录》。
总起来看，并借助以上这些描述，我们似乎又再一次遭遇同样的问题，即文论是怎样在当代的研究进程中被重新表达与塑形的。
至少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文论”
这一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为一代时尚的概念，在这一逐渐成型化的新研究模式中，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了。
这与整个后学科、后理论试图消弭各种人为强化的界限的理路或趋势，也有所关联。
当然，目前对明清时期传播状况的研究也还是存在一些缺口，这是因为学者们更多地将目光投诸更为机制化的印刷与出版等环节。
而事实上，除了那些整体性较强，同时也便于成书的文本（尤其是小说戏曲、科举指南、史学著作等）之外，许多在思想史、文学史、批评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篇章（如书信、赠序、志铭、题记、论文，以及许多诗歌等），在一开始仍是多以单篇与零散的手写方式出现的，故也常常在较小的规模中被传看。
正如我们所知，大量的微文本（小型篇章）均是在撰者晚岁或去世之后才被结集并印刷成册的。
这也可称之为“机制化之前的传播形态”
。
因此也需要相对顾及此类文本的传播特点，将它的流播落实到对更为具体的时地等要素的考察，不只是笼统地将印刷与出版文化视为“传播帝国”
的唯一形式，以致忽视这一时期文化生产与循环的多层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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