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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鲁道夫受的是耶稣会士的教育，但他懒得不可救药，这反而使他的帝国避免了政策上的剧烈变动。
这种剧变在费迪南德二世当选皇帝时发生了。
他当君主的主要资格是，在整个哈普斯堡家族中唯独他有好几个儿子。
在位初期，他去朝拜过著名的天使报喜馆。
据说，这个天使报喜馆是由一群天使在1291年从拿撒勒[10]搬到达尔马提亚，并最后搬迁到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建筑。
在那里，费迪南德爆发的宗教热情一发不可收拾，他发誓，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百分之百的天主教国家。
他言出必行，践行誓言。
1629年，天主教再一次被宣布为奥地利、施蒂里亚、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唯一官方宗教信仰。
与此同时，匈牙利与这个奇怪的家族建立了婚姻关系。
每个新娘都给他带来了大片欧洲土地，作为嫁妆。
费迪南德试图将新教徒从马扎尔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赶出去。
但是，由于特兰西瓦尼亚的一神派教徒和土耳其异教徒的支持，直到十八世纪后半叶，匈牙利仍然保持独立。
而这时，奥地利内部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哈普斯堡皇室是教会的忠实子民，但是最后就连这些思想最迟钝的人也对教皇的不断干涉产生了厌倦，打算冒一次险，制定一项违背罗马意愿的政策。
在本书前面篇幅里我已经说过，许多中世纪的天主教徒认为教会体制是完全错误的。
这些批评家认为，在殉道者时代，教会才是真正的民主机构，因为它由年长者和主教掌管，而这些人又是由教区居民推选的。
他们愿意承认罗马大主教的地位，因为他（主教）自称是圣徒彼得的直接继承人，有权在教会委员会里占有显著的优越的位置。
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这种权力只是一种荣誉性的，因此教皇就不应该认为自己高于其他主教，并且不得把影响延伸到自己的管辖领地之外。
教皇从自身利益出发，与所有的投机分子、被教会诅咒或驱逐出教的人在一起，全力反对这种思想，好几个勇敢的改革者由于大胆地倡导教会分权而丢了性命。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确解决，到了十八世纪中期，有钱有势的特利尔主教的代理人再次提出这一思想。
这位主教代理人名叫约翰·冯·霍特姆，但他的拉丁文笔名弗布罗纽斯更为人熟知。
他受过自由思想的教育。
他在卢汶大学学习几年以后，暂时离开家人，到莱顿大学读书。
他到达莱顿的时候，恰逢这座纯粹的加尔文主义的古老城堡被怀疑内部有自由主义倾向。
等到法律部成员杰拉德·努特德教授进入神学领域，发表推崇宗教宽容思想的演说的时候，这种怀疑就成为公开的罪证了。
至少可以说，努特德的推理方法还是极具独创性的。
“上帝是万能的。”
他这样说道，“上帝可以制定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都适用的科学定律。
所以，只要上帝愿意，他就可以很容易地引导人们的思想，使所有人在宗教问题上持相同的观点。
我们知道上帝并没有这么做。
因此，如果我们用武力迫使别人相信我们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那我们就违背了上帝的明确意旨。”
很难断定霍特姆是否受到伊拉斯谟的直接影响。
但是从霍特姆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与伊拉斯谟理性主义思想相似的东西，他在他的著作中就主教权威和教皇制度分权的问题发展了自己的思想。
不出所料，他的著作立刻受到罗马教廷的谴责（在1764年2月）。
但这时玛丽亚·特蕾莎支持了霍特姆，因为这符合她的利益。
他发起的这场运动被称为费布罗尼主义或主教统治主义，它继续在奥地利繁荣起来，最终形成了实用的《宽容特许权》，玛丽亚·特蕾莎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在1781年10月13日将它赐予了自己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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