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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单从这种普遍的谦卑顺从的态度、对上帝任命的统治者的高声欢呼声中，就断定人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把曾经撞击过他们的头脑和心灵的格朗中士的鼓声忘得一干二净，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就像所有反动统治者所固有的道德犬儒主义思想一样，政府主要要求的也只是表面的循规蹈矩和秩序，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内心世界丝毫不予理会，所以平民百姓就享有了很大程度的自由。
星期日他们腋下夹着一本厚厚的《圣经》去教堂做礼拜，一周中剩余的时间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
当然，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保持缄默，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里。
发表言论和见解之前要仔细观察周边的环境，先要保证沙发底下或是炉子后边没有藏着暗探。
他们尽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当天发生的事情，而当他们从那些经过正式检查、反复推敲、严格消毒的报纸上得知统治者为了邦域的和平所采取的某种新的愚蠢措施和方法，把人们带回到公元1600年的世界时，他们就又会凄惨地摇头叹息。
他们的统治者所做的，正是自从公元元年以来所有对人类不甚了解的同类统治者在类情况下一直做的事情。
这些统治者命令搬走装饼干的大木桶，因为有人站在上面发表抨击政府的激烈言词，以为这样就能彻底摧毁言论自由。
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把出言不逊的演说家送进监狱，从严宣判（四十、五十或一百年的监禁），使这些可怜的人得到先烈的名声。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不过是些轻率浮躁的白痴，只读过几本他们根本看不懂的书和小册子而已。
受到这种例子的警示，人便远离公共场所，躲到偏僻的酒馆里或拥挤不堪的城市公共旅店里发泄不满。
因为他们确信在这里有更谨慎的听众，而且他们的影响也比在公共讲台上的大得多。
上帝以其智慧赋予某些人少许的权力，而他们又因害怕失去权威与声望而时时刻刻担惊受怕，提心吊胆，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可悲了。
一个国王失去了王位，他可以对自己的这种际遇报之一笑，并且把它当作打断他枯燥无味生活的一个小插曲。
无论他是戴着男仆的褐色圆顶礼帽，还是戴着他祖父的王冠，他都是一个国王。
但是对于一个三流城市的市长来说，一旦被剥夺了官槌和徽章，就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平头百姓，一个曾经自以为是的、现在受人奚落的可笑家伙。
因此，谁要是胆敢接近当时的掌权人而没有明显向他表示应有的尊敬和崇拜，那么就势必会大祸临头。
而对于那些在市长面前不但不低头，还用博学的地质学、人类学、经济学的书本和手册公然质疑现有秩序的人们，他们的处境就更加悲惨。
他们立即就会被剥夺了生计，且手段极不光彩；然后又被从他们散布的有毒教条的城镇里驱赶出去，留下妻儿由好心仁慈的邻居照看。
这种反动精神的爆发，给许多真挚的原想根除社会弊病的人带来很大不便。
然而，时间是伟大的洗衣工，它早已把地方警察能够在这些和善学者们的制服上发现的污迹清除干净了。
如今，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之所以能够被人记住，主要是因为他干涉了伊曼纽尔·康德[7]的学说。
这位危险的激进分子教导我们，我们行为的准则要具有变成普遍适用之规律的价值。
按照警方的记录报道，他的教导只受到那些“嘴上无毛的年轻人和无所事事的饶舌者”
的青睐。
昆布兰公爵之所以长时间臭名昭著，就是因为他作为汉诺威国王时，流放了一位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这人在一份《国王陛下非法取缔国家宪法》的抗议文件上签过字。
梅特涅的名声也不好，那是因为他把怀疑之手伸进了音乐领域，审查过舒伯特[8]的音乐作品。
可怜的老奥地利！
现在，奥地利已经消亡了，不复存在了。
对于这个“快活帝国”
的逝去，，整个世界都感到如释重负，而且都忘记了这个国家曾经有过积极的学术生活，有一些东西远远胜过了秩序有趣的乡村集市上的那些物美价廉的葡萄酒、烈性雪茄，以及由约翰·施特劳斯[9]本人作曲和亲自指挥的迷人的华尔兹。
进一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整个十八世纪，奥地利在宗教宽容思想的发展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基督教改革运动结束后不久，新教徒就在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找到一块肥沃的土地，作为他们活动的地方。
但是在鲁道夫二世登基成为皇帝以后，这一切就都发生了改变。
这位鲁道夫是西班牙菲利普的德国化身，在这个统治者看来，与异教徒签定条约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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