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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大多是英国内地的小城镇的人,没有开创生活的能力。
共产思想被寒冷打得粉碎,城市的热情被不息的狂风吹得冰凉,妻子和孩子由于没有像样的食物而死去。
只有很少的人熬过了三个冬天,他们秉性善良,习惯于家乡的粗鲁而又质朴的宽容。
可是由于随后又来了好几千新的殖民者,他们完全被吞没了。
那些后来的人无一例外全是更严厉、更不妥协的清教徒,他们使马萨诸塞成为查理河畔的日内瓦,达数世纪之久。
清教徒在弹丸之地上挣扎谋生,总是灾难重重,他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想从《旧约》中找到他们所想所做的事情的依据了。
他们与体面的社会和图书一刀两断,悟出了自己的一套奇怪的宗教精神。
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摩西和基甸(《旧约·士师记》中以色列人的士师和救星)的传人,而对于西边的印第安邻居来说,他们就是真正的马加比家族[11]的成员。
他们唯一聊以慰藉的信念就是:自己在为真正的信仰而受苦,还由此得出结论说,其他的人都是错误的。
谁要是含蓄地说清教徒的所作所为并不完全正确,便会由于观点不同而遭到虐待,不是被无情地鞭笞一顿赶到荒野里,就是被割去耳朵和舌头,还要被驱赶出境,除非他们万幸逃到邻近瑞典和荷兰的殖民地藏起来。
这块殖民地对宗教自由和宽容事业毫无贡献,如果非要强加一点的话,也不过是些迂回、间接的贡献,而且并非有意为之。
这在人类进步历史上十分常见。
他们的独裁统治,反而催生了人们为寻求更宽容自由的政策进行反抗。
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宗教专制之后,涌现了新的一代,他们是各种形式的宗教统治的公开可怕的敌人,认为政教分家是很必要的,厌恶前人把宗教和政治混为一体。
这个发展过程很缓慢,却很有点儿运气,直到大不列颠和它的美国殖民地的敌对爆发之前危机才出现。
结果是,撰写美国宪法的人不是自由思想者就是旧式加尔文主义的秘密敌人,他们在这个文件里注入了颇为现代化的原则,经过验证,这些原则在维持共和国的和平稳定中有巨大价值。
可是在这以前,新世界在宽容领域里已经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发展,而且是在天主教区里,在现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地方。
这次有意思的主要人物是卡尔佛特父子,原籍在佛兰芒,不过父亲后来迁居到了英国,为斯图亚特王朝效劳,干得很不错。
他们起先是新教徒,但是乔治·卡尔佛特——他做了国王詹姆士一世的私人秘书和总管——烦透了当时人们的神学纠缠,便又回到古老的信仰,老的信仰甭管是好、是坏、还是不好不坏,反正它称黑为黑,称白为白,不把每项教义的最后判定权留给一帮半文盲的教士。
这个乔治·卡尔佛特似乎多才多艺,他的倒退(那时很严重的罪名!
)并没有使他丧失他的皇上主子的恩宠。
相反,他被封为巴尔的摩市[12]的巴尔的摩男爵,在计划为受迫害的天主教徒建立一小块居住地时,还获得了各方帮忙的许诺。
他先在纽芬兰试运气,但是他派去的居住者都被人赶出了家门,于是他申请在弗吉尼亚要几千平方英里的土地。
谁知弗吉尼亚人是顽固的圣公会教徒,他们也不要这些危险分子做邻居。
巴尔的摩接着要求得到弗吉尼亚和荷兰、瑞典领地之间的一条荒野,但没等获准就死了。
他的儿子塞西尔继续这件好事,1633年至1634年冬天,“方舟”
号和“鸽子”
号两只小船在乔治的兄弟伦纳德的命令下,穿过大西洋,于1634年3月满载着旅客平安抵达切萨皮克海湾。
这个新国家叫马里兰,以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的女儿玛丽命名。
亨利四世本来计划建立一个欧洲各国的联盟,但这个计划却被一个发疯的僧人用匕首打破了,玛丽成为英国国王的妻子,而这个国王不久又在清教徒手里丢了脑袋。
这块特殊的殖民地不但不排挤印第安人,而且还对天主教和新教徒一视同仁。
它历经了不少艰辛岁月。
首先移民区里有很多圣公会教徒,他们是为了逃避马萨诸塞清教徒的专横才来的。
后来清教徒也踏进这块移民区,为的是逃避弗吉尼亚圣公会教徒的专横。
这两伙人都是亡命徒,盛气凌人,都想把自己的“正确信仰”
带进这个刚刚给他们安身之地的州。
由于“所有会引起宗教狂热的争执”
在马里兰的土地上都被禁止,老移民者便有权力让圣公会教徒和清教徒都安安静静的别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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