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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场战争使他进了热那亚的监狱。
为了打发枯燥的铁窗时光，他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奇遇，讲给同监室的一个可怜的文人。
靠这种间接的途径，欧洲人终于了解了许多过去一无所知的事情。
马可·波罗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他坚信他在小亚细亚见过有座山被一个虔诚的圣人挪动了两英里，因为圣人想告诉异教徒“真正的虔诚的信仰有多大的力量”
；他也轻易地相信了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比如“没有脑袋的人”
和“三只脚的鸡”
。
但是他讲述的游历经历对推翻教会的地理学理论的作用，胜过此前一千三百年中所发生的一切。
当然，马可·波罗一直到死都是教会虔诚的信徒。
如果有人试图将他和与他几乎是同时代的著名的罗吉尔·培根相提并论的话，那他肯定会怒不可遏。
因为培根是个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他为了追求知识，忍痛整整十年没有写作，还在监狱里关了整整十四年。
不过，这两个人相比较，还是马可·波罗更具危险性。
因为，会跟随培根追逐天上的彩虹，琢磨那些颠覆当时神圣观点的进化理论的人，恐怕十万个人中最多只有一个；而每一个只学过ABC的平民百姓，却可以从马可·波罗那儿了解到，世界上竟然还存在着《旧约》作者想都没有想到过的东西。
在这里，我并不是说在世界尚未获得一丝一毫的自由之前，仅靠出版一本书就能引起对《圣经》的权威性的反叛。
大众的启蒙教化，从来都是历经数百年艰苦准备的结果。
但是，探险家、航海家和旅行家们那些通俗易懂的解释和说明，人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这就为怀疑论精神的兴起，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怀疑论是文艺复兴后期的特点。
有了这种怀疑精神，人们开始去说去写那些以前从不敢触碰的东西和话题，而在这之前不久，发表这些言论就足以使其落入宗教裁判所的魔爪。
以薄迦丘[6]的奇特故事为例。
他的朋友们从佛罗伦萨出发，进行充满趣味的长途旅行，旅行的头一天便听到了这些故事。
故事里面讲到，所有宗教体制都可能有对有错。
可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所有宗教体制都对错参半，那么许多观点就无法证实或否定，既然如此，持各种观点的人为什么还要被判处上绞刑架呢？
读一读像洛伦佐·瓦拉这样著名学者的探险经历，会更加让人称奇。
他生前曾是罗马教会机构中受人尊崇的高级官员。
可是，他在钻研拉丁文时，却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传说中“关于君士坦丁大帝曾把罗马、意大利以及西部所有省份赠送给西尔敏斯特教皇”
的说法（从这以后的历代教皇都以此为依据，以为自己是整个欧洲的最高统治者）完全是一场拙劣的骗局，只不过是在皇帝死去几百年后，由教庭里一个一文不名的小官杜撰编造出来的。
再回到更加实际一点的问题上来，看看一直受圣·奥古斯丁思想熏陶的那些虔诚的基督教徒。
圣·奥古斯丁曾教导他们说，谁要是相信在地球的另一端也有人存在，谁就是在亵渎神灵，是异端分子，这些卑贱的人是不可能见到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因而根本没有理由活在世上。
然而，当1499年达·伽马首航印度群岛归来，描述了他在地球另一端发现的人口稠密的王国的时候，这些虔诚的信徒又该如何看待圣·奥古斯丁的教义呢？
这群头脑简单的人一直被灌输这样的思想，我们的世界是平面的圆盘，耶鲁撒冷则是宇宙的中心。
然而，当“维多利亚”
号轮船环球航行平安返回，告诉人们《旧约》中的地理学理论有许多相当严重的错误，那么这些人又应该相信谁呢？
在此我重申，文艺复兴并非一个自觉钻研科学的时代，在精神领域中也缺乏真正的志趣，这一点令人感到十分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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