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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情况更糟。
丘比特的神庙被关闭。
古罗马宗教的经典《西比尔书》被付之一炬。
罗马城变成了一片废墟。
在高卢，著名的图尔斯主教当权时，宣称旧的神祗都是基督教义中魔鬼的前身，于是所有旧的神祗的庙宇都从地球上消失了。
在边远的乡间，要是农民们起来保卫自己钟爱的天神，使其不致被破坏，那么就会出动军队，用斧头和绞架平息“撒旦的叛乱”
。
在希腊，破坏活动的进展要缓慢一些。
但是公元39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被禁止了。
一旦希腊民众生活的中心一结束（不间断地进行了一千一百七十年），那么其他的事情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哲学家被一个一个逐出国境。
最后查士丁尼皇帝一道命令，雅典大学也关闭了，维持大学运转的资金全部充公。
最后硕果仅存的七位教授丧失了谋生之路，于是他们逃亡到了波斯。
波斯国王科斯洛伊斯[7]友善地接纳了他们，让他们平静地度过余生，还让他们玩一种神奇新颖的印度游戏——棋。
到了公元五世纪上半叶，首席大主教克里索斯托穆斯[8]便确凿无疑地宣布，所有旧的哲学家和作者的书已经从地球上消失殆尽。
西塞罗、苏格拉底、维吉尔[9]和荷马[10]都被遗忘在阁楼和地窖中，更不要说那些被所有基督徒憎恨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
六百年后它们才得以重见天日，在这以前，人们只能听凭神学家的摆布，依靠那一点点在神学家高兴时所恩赐的文学艺术食量生活。
这可真是一种古怪的节食方式，但营养并不均衡。
（按医学行话讲）
基督教会虽然战胜了异教徒，却没能完全摆脱困扰。
那些大声吵嚷着要为自己的古老神灵进香的高卢和卢西塔尼亚贫苦农民，还是比较容易被制服的，因为他们是异教徒，而法律是站在基督徒这边的。
但要命的是，奥斯特罗戈斯人、阿拉曼人和朗戈巴德人为亚历山大教士阿里乌斯[11]描绘的基督真实面目的观点是否正确，而住在同一城市里阿里乌斯的死对头阿特纳修斯是否错误（或正好相反），等等问题，争执得面红耳赤；朗戈巴德人和法兰克人却在是否坚持基督与上帝“并非同类，只是相像而已”
的问题上争执不休；范达尔人和萨克逊人为证明尼斯特尔所说的圣母玛丽亚只是“基督的母亲”
而不是“上帝的母亲”
的正确性上打的不可开交；布尔戈尼人和弗利西人为承认或否认耶稣具有二重性，即半人半神而剑拔弩张。
所有这些接受了基督教义的野蛮人，虽然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除了观点有误以外，他们仍然是教会的坚定不移的盟友和支持者，不能按照一般戒律革出教门，也不能用地狱炼火对其进行恫吓；必须用婉言说服他们，给出明确的教旨，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将他们引回到具有仁爱和献身精神的信徒队伍中来。
正是这种对所有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事物集于一统的渴求，最终促成了那次著名的集会，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大公会议”
，或“普世会议”
。
自从公元四世纪中叶以来，这种会议就不定时地召开，来决定哪些教义是正确的，哪些教义带有异端邪说的痕迹，因而应该被指为是错误的，是谬论，是异端邪说。
第一次普世会议于325年召开，地点在特洛伊附近的尼西亚镇。
五十六年之后，第二次会议在君士坦丁堡举行。
第三次于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召开。
后来，会议连续在查尔斯顿开了几次，在君士坦丁堡又召开了两次，在尼西亚又召开了一次，最后一次，于公元869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
从此之后，会议便在罗马或教皇指定的欧洲任何一个城市召集，因为自公元四世纪以来，人们已经普遍认为，虽然皇帝有召集会议的权利（这一特权也迫使他为忠诚的主教出路费），但是罗马主教提出的建议却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我们无从得知是谁主导了第一次尼西亚会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以后的会议都是由教皇主持的，这些神圣会议作出的决定，若不经过教皇本人或他的代表批准，是没有任何效力的。
现在我们告别君士坦丁堡，到西部那些更舒适更宜人的地区走一走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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