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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一传到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生命便立刻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遭遇，不愿意再重蹈同样悲惨的厄运。
于是，他像柏拉图那样，小心翼翼地，避免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淆在一起。
可是，他厌恶政府的民主制度，不信任普通民众的治国能力，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
当他看到雅典人爆发出冲天怒火，把马其顿的守卫部队赶跑了的时候，便即刻穿过尤比亚海峡，来到卡尔西斯，并在这里住了下来。
不久，他在这里去世了。
几个月后马其顿人再次征服了雅典，并惩治了叛乱的雅典人。
时光荏苒，现在要追根究底地找出亚里士多德被指控对神灵不虔诚的真实背景，谈何容易。
不过，按照一般情况，在这个业余演说家充斥的国度，他的活动必然与政治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
他之所以不受欢迎，与其说是因为散布了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以至于会使雅典遭受宙斯的严厉惩罚，不如说是由于他对偏见很深的少数几个地方权贵采取了漠然的蔑视的态度。
不过，这些都已无关紧要了。
那些各自为政的小城邦共和国的日子已经为数不多了。
在此之后不久，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在欧洲的遗产，希腊也从此变成罗马帝国众多省份中的一个。
于是那一切进一步的争论就此终止，因为罗马人在许多事情上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富有宽容精神。
他们容许臣民们尽情地自由地思考，但是不允许人们对政治上的某些原则提出质疑，因为罗马政权之所以从史前时期就能保持繁荣安定，全都依赖于这些原则。
西塞罗同时代的人所具有的理念，与伯里克利的追随者所推崇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
希腊思想体系的老一辈领袖人物把其宽容精神寄于某些明确的结论上，这些结论是他们经过数世纪认真实践和苦思冥想总结出来的。
而罗马人则认为，他们不用在这方面再进行研究和探讨。
他们对理论问题漠不关心，还把这种态度引为自豪。
他们对生活中实用的东西感兴趣，注重行动，尤其蔑视那些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
如果其他人愿意坐在老橡树下，耗费一个下午的时光，讨论一些统治的理论问题，或者月亮对海潮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罗马人对此是非常欢迎的。
但是，如果那些人的知识可以付诸实践，具有实用价值，那便会受到罗马人的重视。
至于谈经论理，连同唱歌、跳舞、烹调、雕塑和科学等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最好还是留给希腊人或其他外国人去费神。
既然丘比特创造了他们，就是让他们去做这些正统的罗马人不屑一顾的事情。
与此同时，罗马人则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管理日益扩大的领土上。
他们训练足够的外籍步兵和骑兵，以保卫边沿省份，巡查连接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交通要道。
一般而言，为了维持数百个不同部落和民族之间的和平，罗马人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投放于此。
但是，我们还是要将荣誉送给值得拥有荣誉的人。
罗马人通过精心的工作，创建了一个庞大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延续至今，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功绩。
那时的臣民只要缴纳必要的赋税，表面上尊重罗马统治者定下的为数不多的行动准则，就可以享受广泛的自由。
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相信某事或不相信某事，可以信仰一个神灵，也可以信仰十几个神灵，甚至任何的神殿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神灵，这都无关紧要。
但是，不管人们信仰什么，在这个囊括四海的大帝国里，混居着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必须牢牢记住，“罗马和平”
的实现有赖于公正地实践了这样一条原则——“宽容地对待别人，别人也会宽容地对待自己”
。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干涉别人或自己领地内的陌生人的事情，即使偶然认为自己信仰的神灵被亵渎了，也不必找官府寻求解决，因为，正如提比略大帝[27]在一次值得纪念的场合说的那样：“如果哪位神灵觉得遭受冒犯，认为必须补偿他所蒙受的损失，那他一定会自己关照好自己的。”
因了这样一句不足道的安慰的话语，法庭就可以拒绝处理所有这类案子，并要求人们不要把涉及个人主张与见解的问题带进法庭里来。
如果一群卡帕多西亚[28]商人在歌罗西[29]定居话，那么就有权利继续信奉自己的神灵，并有权在科洛西亚境内建筑起属于自己的神庙；反之亦然，如果科洛西亚人迁居到卡帕迪西亚人的领地时，也必须得到同样的权利和同等的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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