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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谘详情断，填委于前”
。
这种情况，也实为南朝以来历代大臣所仅见。
据《梁书·朱异传》载，朱异曾从名师“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奕书算，皆其所长”
。
在梁武帝信用的大臣当中，朱异是以“文华敏洽”
、擅长吏事，“甚娴军国故实”
而著名的。
他在代替梁武帝草拟诏诰或批答章奏时，经常是“属辞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毓赡，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
。
这种博学多才的素质和办事干练快捷的作风，使他成为梁武帝最得力的助手。
《南史·朱异传》说他的“在内省十余年未尝被谴”
，正是他深为梁武帝宠信的一个证明。
然而，如此心智不凡，才华横溢的朱异却有一个致命的恶习，这就是“善窥人主曲意，能阿谀以承上旨”
。
有一件小事情，很能说明他的这个特点。
大同六年（540年）时，朱异已经贵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政务，可说是“日理万机”
。
然而有一天朱异却郑重其事地向武帝请求，要在仪贤堂内设学，主讲《老子义》。
梁武帝欣然同意。
朱异开讲之日，“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为一时之盛。”
此事过后不久，朱异又在建康城西的士林馆内宣讲起《礼记·中庸义》。
朱异何以在百忙之中又如此热衷于讲学授徒之事？原因在于，他所宣讲的这两篇著作，全都是出自梁武帝之手！
讲授当朝天子的著作，既可借歌颂梁武帝的精思睿智之机大献其媚，又可顺便抬高自己的身价，这种一举两得的好事，他当然要不辞辛劳地抢着干了。
正是因为朱异其人的人格卑下，所以当时他虽然位高权重，可是却“不为物议所归”
，名声很臭，为正直人士所鄙视。
有一次，一个名叫傅歧的大臣当面提醒朱异说：“今圣上委政于君，安得每事从旨？顷者外闻殊有异论”
。
傅歧本想利用朝野舆论来向朱异施加压力，谁知朱异却反唇相讥道：“政言我不能谏争耳。
当今天子圣明，吾岂可以其所闻干忤天听？”
傅歧对此十分气愤，斥责朱异是“恃谄以求容，肆辨以拒谏，闻难而不惧，知恶而不改”
。
朱异以所谓“天子圣明”
来为自己辩护，这纯属自欺欺人。
根据《魏书·岛夷萧衍传》的记载，梁武帝一贯“好人佞己”
，喜谀恶谏，而且是“末年尤甚”
。
朱异之所以在梁武帝面前“不能谏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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