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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发放的东西少，就救活不了多少人；救济的人多，又影响国家的用度；用度不足，势必还要增加赋税，向百姓身上榨取。
这是一害。
同时，放赈的方法容易助长人们侥幸依赖的心理，下级官吏也往往借机舞弊，致使民户中强者多得，弱者少得，即使用严刑来威吓，也无济于事。
这是二害。
刘晏主张生产自救。
认为受灾地区，所缺少的只是粮食罢了，其他的生产品依然存在。
国家拿出贱价的粮食换取灾民的杂货，利用百姓的劳动力，把这些杂货转运到丰收的地区出售，或者官府留作自用，那么国家的财政就不会感到困窘。
这是一利。
丰年时，国家多储存一些粮食，遇灾荒时，以平价发放出去，听凭百姓及商人购买转运，这些粮食就能深入民间，分散到村户。
贫苦的农民忙于耕种，无暇入市，这样就可辗转沾润到一些实惠，自然会兔去官吏从中梗阻而造成饥饿。
这种办法，即方便灾民，又堵塞了弊端。
这是二利。
唐朝后期，吏治败坏。
奸吏横行，侵夺百姓，欺上瞒下，营私舞弊，贿赂公行，曲媚求进。
刘晏清醒地认识到，要搞好治理天下之财的重任，必得摒除这种败坏风气的干扰。
刘晏主管几个道的租庸事物时，分设各道（监察区）租庸使，十分慎重地选拔中央政府里有德才的官吏来充任。
当时国库经费不足，停止了全国的代理、试用官员，独有租庸使可以委任调补，而且达到几百人，选用的都是年轻有为、通达事理、眼光敏锐、精明强悍、廉洁奉公，勤于职守的优秀人才，如任户部侍郎，判度支的韩洄、任尚书右丞，判度支事的元诱、以兵部侍郎判度支事的裴腆、任汴东两税使的包佶、任浙东、西观察使和诸道盐铁使的李若初等，都是刘晏荐举和选拔的，因在理财方面颇有成绩而闻名当世。
朝中权贵都想通过刘晏的关系，替自己亲戚朋友，在理财部门安插一个职位。
刘晏不敢得罪权贵，因而并不拒绝，满足他们对官职和俸禄的要求，给予官位；但吏治绝不能败坏，因而不用这些人管事，只用厚俸养着他们。
这样做，既不得罪权贵，又避免了败坏的吏风对理财的干扰；
刘晏把他选用的人分为两类：一是士，一是吏。
他曾说：“士人多清廉，洁身自好，求名重于求利；佐吏虽然廉洁奉公，终究没有什么前途，求利重于求名。”
刘晏根据这两种官员的不同素质，分别予以使用。
把钱物稽核出纳的事务交给士人掌管，把奉命办理文书的事务交给佐吏掌管，不让他们负重要的责任。
这样做的目的是调动官员的积极性，防止贪污腐败。
刘晏所任用的人，即使远在几千里之外，执行政令，就像在他的眼前，就连吃饭、睡觉、说话、做事，也丝毫不敢隐瞒。
正因为如此，刘晏的理财主张和措施才能贯彻到底，并取得巨大成就。
唐朝几近崩溃的经济，经过足智多谋、克己奉公的刘晏近20年的治理整顿，国库收入大大增加，人民生活得以安定，农、工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刘晏真可谓唐朝后期的救世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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