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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也许是一显身手成就功名的地方！
公元前361年，在魏国久未见擢的公孙鞅，离开了自己生活多年的桑梓之邦，带着自己经常研读的《法经》，赴秦国去了。
此时的秦国，献公刚刚去逝，新即位的孝公年轻气盛，他目睹一些重臣权贵终日声色犬马无所事事，自己的父亲尝试着进行了一次变革，虽有效果但没能彻底改变贫穷积弱的状况，而魏、赵、楚等国又一个个虎视眈眈。
自己的先祖不曾立过撼世的霸业吗？今日的秦国为什么不能恢复到穆公时期那种称霸西戎一匡诸侯的气势呢？这位新即位的国君，感到再也不能坐视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了。
人才，乃强国之要。
因此，孝公下了一道求贤令，广招天下的贤士英才。
公孙鞅也是在这种形势下来到秦国的。
公孙鞅来到秦国后，通过孝公宠臣景监的关系求见孝公。
孝公接见了他，想听听他的治国之策。
公孙鞅首先向孝公讲起了五帝治国的办法，说了良久，孝公没有兴趣，反而打起了瞌睡。
之后，孝公见了景监怒气冲冲地说：“你所荐举的那个人只不过是一个狂妄之徒而已，哪能担当重任呢？”
景监对公孙鞅责怪不已，公孙鞅请求五日后孝公能再次接见。
第二次见孝公，公孙鞅向他讲起了三王的治国之道，孝公听了，虽没有再打瞌睡，也并未被公孙鞅的言辞打动。
公孙鞅见目的未达，只好又一次求见，这次他向孝公讲起了五霸的治国之术，孝公这次表露出前所未有的兴趣。
公孙鞅见孝公喜霸术而不爱王道，就在随后的一次长谈中大讲富国强兵之道，孝公听得入了神，竟不知不觉地将身子往前凑了又凑，不无感慨地说：“先生所说的帝王之道，我并非不愿实行，只是达到五帝三王治国的那种至善至淳的境地，太遥远了，我如何等得及？真正的贤君，应当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显名天下功成名就啊！”
通过这几次的会见、交谈，孝公决定起用公孙鞅，把振兴秦国富国强兵的重任委托于他。
公孙鞅在分析了秦国的形势后，准备推行法家的治国之术来整饬秦国的朝纲，严明法纪，改变当前贫穷积弱的局面。
要做到这些，首先必须改变秦国旧有的法令制度、陈规陋习。
他把这种想法向孝公陈述，正与孝公不谋而合。
但孝公又深深地忧虑，他知道自己国内旧贵族的势力太大了，如果猝然实行变法，那些权臣贵戚会不会因惧怕而阻挠呢？在疑虑与徘徊中，时光悄悄溜走了许多。
针对孝公的心情，公孙鞅劝说道：“迟疑不决的人很难成就功名，犹豫不断的事不会有什么功效。
既然要变法，就必须决断。
不要担心别人反对。
有高行的人，在世上一定会遭人非议。
有独见的人，也一定会遭他人诋毁。
愚钝不化的人在别人事成之后还迷惑万端，而真正的智能之士在事发以前已洞悉明嘹。
常言道，‘民可与乐成而不可与虑始’，讲究德尚的人是不与世俗同流的，欲成功名者决不会左顾右盼求助于他人。
对圣者而言，只要能够强国，便毋须遵循旧规；只要有利于百姓，又何必重蹈旧礼！”
这一席话把孝公说得茅塞顿开，但反对的人还是放出了厥词。
贵族甘龙对孝公说：“臣不以为如此。
圣人不改变人民的风俗习惯便能实行教化，智士不改变原有的法度便可达到大治。
按旧有的习俗去教化。
不用劳神费思便可成功；按原有的法度去治理，官吏们得心应手，百姓也能安居乐业。”
公孙鞅严词反驳道：“甘龙大人所言，未免太流于世俗了，只有寻常之辈才会拘于旧有的习俗，只有亦步亦趋的人才会像书呆子恪守教条，这两种人去做官守法还可以，却不是可以与之讨论成法之外的道理的人。
三代的礼法不同，却依次称王；五霸的令规各异，也先后成霸。
贤能之士会适时变更礼法，不足成器之徒才墨守陈规拘于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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