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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名词必须不同。
因不同，这个语句才有用。
“复次，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在这个语句中说这些不同的名词是同一的时，所说的并非名词自身同一，而是说相对于这些不同的名称而言，如果所指系为同一的事物，那么我们就说它们是同一的。
例如，‘张江陵’这个名称之所指，与‘张居正’这个名称之所指，都是在明朝作过宰相，而且出生湖北江陵县的那一个人。
当然仅就名而言名，‘张江陵’与‘张居正’是两个不同的名，因为‘江陵’的笔画与‘居正’不同，‘张江陵’与‘张居正’永远各占不同的空间位置。
我们说及一名之所指对象时，我们总是用适当的动词或形容词于此所指对象之名，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希望我们对于此名所指对象之所说者，对于名此所指对象之名亦真。
例如，我们可以说张居正为人严苛，但我们不能说‘张居正’这个名字严苛，我们只能说‘张居正’这个名字是由三个不同的字联缀而成。
然而，我们却不能说张居正这个人是‘由三个不同的字联缀而成的’。
这样看来，形容一名的形容词，不能用来形容一名所指对象；反之亦然。
可是，许多日常语言的混乱，尤其传统哲学上的许多混乱，起于不明了这种分别，所以我们有特予指明之必要。
“如果人类的语言为世上事物之完备的摹写，即每一物有而且只有一名，并且每一名指谓而且仅仅指谓一物，那么包含同一概念的语句便是多余的了，但是，这样的语言，一定异于吾人今日所用的自然语言。
而自然语言的用处，有一部分系由于不以‘一物即有一名’的方法来描写自然所生，同时，我们还知道，在一般情形之下，我们仅仅研究语言，不足以决定在一个陈述词中的不同名词是否同一；我们仅仅研究‘张居正’和‘张江陵’这两个名词，不足以决定二者之所指是否同一。
我们要决定二者之所指是否同一，还得研究历史事实。
“我们明白了上述道理，便可对于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现代许多逻辑家认为同一律乃一语意原则（asemanticiple），这一原则告诉我们，在一所设意义系络（text）之中，同一个文字或符号在这一场合以内的各个不同之点出现，必须有一固定的意谓或指涉（referent），这是语言的意谓条件。
没有这个条件，语言不过是一堆声音，或杂乱无章的记号而已，因此也就毫无意谓可言。
无意谓可言的语文，不能令人了解，也就不能成为交通意念的工具。
“我记得我从前曾写过五个‘人’字，我说这五个‘人’字是一个‘人’字的一个记号设计的五个记号出现。
这五个记号之所以同为一个记号设计的记号出现，因为它们虽然有五个，而只有一个意谓。
这也就是说，这五个记号出现只有一个记号设计，而这一个记号设计，只有一个固定的指涉，因而，这五个记号出现也有而且只有一个固定的指涉。
一切语言文字或符号的用法，必须谨守这一原则，否则，便会发生歧义或多义。
这样的语言，如果不是为了有意胡扯，便是用此语言者训练不够；不是训练不够，便是本来就为了使语言产生丰富的意象，使人去猜，去得诗意。
‘如如’便是这种语言之一例，就物理形式看来，两个‘如’字同属一个物理形式，是一个记号设计，可是，两个如字的指涉各不相同。
头一个‘如’字的意谓不等于第二个‘如’字的意谓。
‘如如’翻译起来，像是世界是如其实的样子。
‘Theworldiseverythingthatisthecase’（借用维特根斯坦语），‘道可道非常道’中之‘道’也是如此。
“同一律只要求用语言者，他所用的一个文字记号，在同一场合以内，如果出现n次，必须始终保持一个指涉。
这完全是说话用字方面的问题，与事物本身之变或不变，世界之动或静，根本毫不相干。
这些问题无论重要或不重要，都是属于形上学的问题。
即使是形上学，如要人懂，也必须遵守用语言文字的这种起码条件。
一个人如果由少变老了，那么你就说他是老了好了。
这样自由命名命句，没有逻辑来限制你的。
所谓‘A是A又不是A’这是说夹杂话，用同一个语言文字或记号来名谓同一事物之不同的发展或形态。
人在少时就说他是少年，到了老年就说他是老年而不说他是少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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