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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尊清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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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下，或许还有章太炎自己确实动了恻隐之心，他对清廷发自内心觉得值得爱护值得支持，他的客帝论其实就是要阻止推翻清廷的革命在中国发生，所以他在1898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走上革命的道路，他的政治理想依然是扶持清廷特别是扶持光绪小皇帝，反对慈禧太后滥权专制，帮助光绪帝进行政治变革，因而他那个时间段的政治语言其实就是康、梁式的政治改良主义。
当时、与章太炎有旧的钱恂受张之洞委派，出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梁启超也来到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
章太炎在与他们取得联系后，他们都热情邀请章太炎赴日。
1899年6月10日，章太炎离开台湾转赴日本。
他先后寄寓在横滨的《清议报》馆及东京的钱恂官邸。
通过对梁启超相处数日的正面观察，章太炎摒弃前嫌，认为梁启超在经过1898年政治大逆转之后，变得更加沉稳，更加坚贞，简直就像松柏之遇霜雪，经此考验，有了很大长进，今日之深沉，迥异乎前口。
章太炎将这些意思写信告诉汪康年，劝汪康年当维新阵营如此困难曲折的低潮期，接受梁启超的道歉吧，冰释前嫌吧。
在日本，章太炎还因梁启超的引见，与孙中山相识。
此时梁启超正在设法与孙中山合作，结成反体制联盟，而孙中山好像也觉得康、梁是一股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有意合作。
章太炎在与孙中山畅谈政治理念，治国方略，尤其在谈到中国土地问题，两人在基本问题上有交集有争论，也有相同或相近的认识。
章太炎向孙中山谈及自己对土地问题的看法，对于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
孙中山表示他最服膺美国人亨利佐治的单税论，以为这种土地公有的理论可能有助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
在谈到政治变革时，孙中山认为，1898年之后中国的政治改革陷人了僵持，要想打破这种僵持，就必须有外力推动或破局。
在目前情形下，不瓜分不足以谈恢复，如果有一场来自外部的流血冲突，这种僵持或许能够终结。
对于孙中山的议论，章太炎有的信服，有的默然，有的地方不以为然。
章太炎以为，土地问题是中国几千年的老问题，孙中山的理论或许是一个解决方向，田不均，虽衰定赋税，民不乐其生，终之发难。
社会就必然在一治一乱中循环往复。
所以中国要想寻找一条长治久安的路，必须解决土地问题。
对于孙中山有关政治变革的主张，章太炎甚以为然，以为僵局已成，没有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冲突或流血冲突，中国或许走不出困境。
他认为，孙中山的这个判断不愧为远见卓识。
但对于孙中山其人，不知道为什么章太炎第一次见面就认为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以为不能像历史上的张角、王仙芝那样开创一个新局面，打开一番新天地。
短暂的日本之行很快结束了，国内因1898年政治大逆转而引发的政治紧张也大体结束了，形势缓和。
两个月后，章太炎于1899年8月下旬从日本直接返回上海。
一趟日本之行，使章太炎的思想发生了相当变化，这在他回到上海之后与宋恕的交谈中可以获知。
宋恕是章太炎的老朋友，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探究中国怎样才能变法成功，怎样才能使中国踏上与西方与世界一体化的道路，因而对日本明治维新也有自己的理解。
他对章太炎说，他尝游日本，见其人民之勤，田畴之辟，士好学术，而官长贵族不骄，不窥其军旅财富，这就是日本能够强大的原因。
今中国言变法者多矣，料简细故，利害相牵，得失或不相相等、中国如果希望达到一种理想的政治境地，必须将政治交给一般白姓，让人民有权利有兴趣议论国事、关心国事，那么传统政治中的一些不良习气必然随之消失。
中国如欲走上宪政之路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也不必按照西方的路数亦步亦趋。
只要能够参照日本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去进行，那么中国也一定能够像口本那样踏上宪政之途。
有了口本两个月的直接经验，章太炎也能对宋恕的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
章太炎认为，口本的民风从表面上看与中国相差无几，然而仔细分疏，其差异还是蛮大的。
日本因历史原因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封建体制，地方自治较中国发达，人民的政治习性当然也就与中国不一样，民性慕进，以偷生懒惰为耻。
有良俗，故其宪政亦工，而不是由宪政去改变国民的习性，是国民习性决定了宪政体制。
然而中国的情形则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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