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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帝与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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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9月28日，清廷以大逆不道罪将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人在菜市口处死，这对清廷来说原本是一件“正义”
的事情，这在朝廷的上谕中都有明白宣示，朝野内外大致上也能够认同。
然而，奇怪的是，由于康有为、梁启超在外国人保护下流亡国外，由于他们都是一流文人和学者，他们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事实及合理推测，成功地将这场并非完全正义的谋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的未遂政变，解释成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为了从皇上手中夺权，而引发的一场非正义的武装政变。
后来一百多年，许多善良的人还就是相信康、梁的这个解释。
康、梁的解释合乎人们的认知。
因为光绪帝毕竟不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子，1898年秋天政治大逆转之后的那段时间，毕竟是皇太后出园训政，皇上的权力受到了削弱。
而皇上也离开了原来的居所移居瀛台。
这种种迹象都为康、梁的解读提供了证据。
按照康有为、梁启超的解读，在朝廷内部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主要是那些落伍颛预的满洲贵族，他们不满意皇上推动的政治变革，认为这些变革侵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不断向慈禧太后哭诉，希望慈禧太后出园训政，阻止改革。
相对应，当然有一个以光绪帝为首的改革派，这一派当然也包括康有为和为改革付出生命的六君子。
康有为、梁启超将光绪帝塑造成一个英明的君主，是中国的未来，大清的希望，是中国的明治天皇和大彼得一世。
究竟是康有为、梁启超建构的叙事模式接近历史真相，还是朝廷的官方说法更可信呢？在1898年底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宫方对这个事情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解释，当然政府的话语弱势决定着它不可能整天为着过去的事情反复唠叨，而民间出于对朝廷改革推动不力的现实考量，遂对康有为、梁启超建构的叙事模式倾向于相信。
章太炎当然也是因为相信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这个建构转而同情他们的，转而放弃了对康有为学术上的敌视，转而对光绪帝有了好感，认为在清廷内部确实存在着两个阵线分明的派别。
所以他在同情康、梁的同时，也在思考着怎样帮助光绪帝推动清廷的改革，于是他在1899年3月12日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探讨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模式。
这篇文章就是《客帝论》，最先发表在《台湾日日新报》上，稍后被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转载，署名为“台湾旅客”
。
在这篇文章中，章太炎对清朝的政治架构提出了一个根本改造，他认为由于清廷的主体是满洲人，遂使政治改革面临非常大的困难，而要想改变这种局面，一个最便捷最可行的途径，就是采用传统中国曾使用的客卿办法，设置客帝，化解政治改革的困难。
根据章太炎的看法，在当时条件下，完全排除满洲人的汉族革命大约是不可行的，因为尽管满洲人人住中原缺少相当合法性，但历史毕竟这样走过了两百年，满洲人统治中原也是一个既成事实。
那么怎么办呢？章太炎提出的思路是，像古代中国使用异国之才为客卿那样，可以考虑在目前特殊背景下设置一个特殊的名目即“客帝”
，即将现在的满洲君主更改为客帝，继续让这个客帝行使治权，就像现在的清国使用西方人为税务司，为军事教官那样训练军官，而将政权移交给汉人。
如此，日趋高涨的排满主义情绪就会慢慢消解，满汉之间的冲突也就会减弱。
从章太炎的这个构想看，他还是为清国在考虑，并没有将清国作为反对的对象，而是为其出主意想办法，希望清廷能够度过这次政治危机。
至于寻找汉人中的什么人来接收这个政权呢？章太炎根据《左民春秋》今文学派《公羊春秋》的解释，以为最合适的选择莫若素王孔子的后人。
他理由是，欧洲纪年以耶稣，卫藏纪年以释迦，而教皇与达赖喇嘛，皆尝为其共主。
以此类推，中国的共主为孔子，也就顺理成章，合乎成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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