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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的发展和鲜明有力的观点不仅使《民报》名声大噪，而且使这一份宣传革命的刊物增强了学术上的厚度，后人说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其实主要是指他主持《民报》时的贡献。
章太炎的文字虽然不像《新民丛报》主编梁启超的文字那样清新流畅，但其文雅华美，文字考究，也是别具一格。
革命党人中的章太炎与保皇党人中的梁启超犹如两座高高的山峰，不论是在这两派之内，还是在这两派之外，差不多都被他们的文字、思想、论题所吸引，他们的文字为20世纪第一个10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民族主义是章太炎在《民报》时期的思想重点，他利用一切机会和一切可能宣传鼓吹民族主义，他的宣传或许蕴含着种族主义的情绪，但在当时对于推动排满革命还是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他在《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中庄严宣布，《民报》从此以后惟有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率领我四百兆兄弟姐妹同心戮力，宣扬国光，驱逐爱新觉罗和满洲贵族，为建立民国而奋斗。
在稍后发表的《讨满洲檄》中，章太炎像孙中山一样，视满洲人对中原的两百多年统治为殖民统治，因而号召四百兆中华种族团结起来，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推翻满清，在当时来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
而要达成这个目标，就要有一支革命的队伍，这支革命队伍不仅要有“道德的革命”
，还要有“革命的道德”
。
章太炎指出，现在的革命者如果从道德层面进行观察，究竟比历史上的陈胜、吴广等人有多大进步呢？革命并不是口头上说说，并不是一味去鼓吹，革命者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修养，革命就是一句空话。
革命者的道德，章太炎将之概括为“知耻”
、“重厚”
、“耿介”
和“必信”
四个方面，或者说是“四大道德”
。
四大道德虽然都来源于传统，但又都被章太炎作了新的阐释和规定。
无道德者不能革命，无道德者即便革命也不能成功，即便侥幸成功，也不能持久。
这就是章太炎对陈胜、吴广至康有为、梁启超所有革命、变革等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在《民报》时期，章太炎的思想主旨是民族革命，是推翻满清，而推翻满清之后所要建立的新国家、新政体，也是章太炎此时思考的重点。
在《国家论》、《代议然否论》等文中，他以卢梭的天赋人权为理论出发点，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思考框架，重构了一个心目中的理想国家形态。
章太炎认为，国家的本性是抽象的、虚幻的，是假有的，那么所谓爱国，也就是一种迷妄。
虽然爱国的意思并不因这个说法而产生障碍，但是有了这层意思，就必须警惕所谓爱国并不是在所有时间、所有条件下都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和合理性。
在章太炎看来，所谓的爱国之念，强国之民无论如何不能再强化，弱国之民无论如何不可忽略。
这就像自尊心一样，身处显贵的人不可一再炫耀自己的自尊心，而社会下层的民众却一定要有自尊自强的念头，要有尊严不可侵犯的信念，就是要使社会保持一种常态、一种平衡和一种适度的张力。
出于对国家本质、功能等方面的考虑，章太炎在《民报》时期还探讨了未来中国可能的政治形态。
他在《代议然否论》中对东西方各国的政治架构进行了比较研究，肯定了三权分立、代议制的合理性、有用性、正当性，也对这种体制本身的问题提出不一样的修正。
章太炎的这篇《代议然否论》发表于1908年，其最直接的政治目标就是清廷主导的九年宪政改革方案，尤其是杨度所宜扬的君主立宪主张。
也只有从这个非常具体的政治背景出发，才能弄清章太炎对后君主专制时代政治架构设想的真实意思。
根据章太炎的看法，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有其内在缺陷，他的修正方案仍然是三权分立，只是将这三个权力转换成了行政、司法和教育。
很显然，章太炎是在利用传统中国的政治资源，以教育替代立法的功能。
这种改变很难说是什么理论上的发展，因为传统中国的教育本身就不只是教育，而西方意义上的立法也不是章太炎想象中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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