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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辩革命与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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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章太炎，以及所有革命党人的理论，都不是书斋里的空想，而是非常强烈的现实需要，有着直接的政治背景。
他们要推翻的是清廷，所以他们的论战对手就是清政府，特别是清政府的御用学者。
革命党人的论战目标是清政府，但清政府始终不做回应，不把革命者当作论战对手，于是乎，革命党人的论战对手只能等而下之，成了保皇党。
保皇党的领袖也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曾经有机会与革命党人合作，但由于价值理念等各方面的原因，还是分道扬镳。
保皇党人始终对革命党人的理论给予严厉批判，康有为所写的那几篇告弟子书，其实就是强调革命不可能、不必行，革命是洪水、是猛兽。
而章太炎所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其实就是针锋相对批判康有为，这实际上是革命党与保皇党论战的序幕。
《民报》创刊后，孙中山在《民报》上正式发布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正面宣传中国革命的背景、原因、纲领和目的。
紧接着，汪精卫、朱执信、陈天华等也都在《民报》上发表文章，狠批清政府，狠批保皇党。
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于1905年11月26日在东京创刊。
孙中山为《民报》撰写了《发刊词》。
图为《民报》第一号。
到了《民报》第三号，明白揭示革命党人的六大主义：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革新之事业。
《民报》鲜明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激起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人的激烈反对，一场理论上的争辩势不可免。
就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变化来说，清廷在国内外一系列政治压力迫使下，已经再度认同了1898年政治变革的政治路线，相继开始了以改良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新政、预备立宪。
这种政治迹象深刻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使他们觉得朝廷正在按照他们的规划而前进，他们觉得朝廷宣布以15年的期限实现宪政虽然显得漫长了点，但就中国的历史特征、政治经济发展情形而言，可能还是比较合适、比较贴切的。
因此，他们坚决反对《民报》鼓吹的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主张，认为这种推倒重来的政治主张不仅荒唐，而且残忍，会引起一系列无法承受的灾难。
按照康有为的话说，他向来不担心中国被外国所瓜分所吞并，而深深惧怕因革命而引发的内乱。
他向来认为，只要中国不内乱，无论怎样不进步，以中国体量之大、人口之众，在世界上总还算是一个重要国家。
然而，假如中国发生内乱，则无论英雄豪杰如何众多，也很难阻止中国像印度一样灭亡和消失。
所以康有为的基本观点是，立宪不立宪，对于中国来说还在其次；而革命与不革命，这才是中国最吃紧、最要命的事情。
为了中国的安宁与未来，反对革命成为康有为、梁启超和保皇党人的历史使命，至少他们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同保皇党的喉舌——《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
图为1906年4月《民报》第三号的号外——《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
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的反革命言论，革命党人给予坚决回击。
革命党人认为，满洲人是异族，非中国人。
满洲人入住中原就意味着中原成了满洲人的殖民地，对中原汉族实行野蛮的殖民统治。
而且，根据革命党人的看法，这个殖民政府还大肆出卖中国人的利益，只是一个洋人的朝廷，代表着洋人统治着这块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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