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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局面中，章太炎已经真的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了，表征就是当自立军起义失败后，章太炎竟然先因参加中国议会受到第三次大约也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通缉，紧接着，又因那本具有反满意思的小册子《扈书》的出版，受到第四次通缉。
章太炎所著《地书》，1905年东京重刊本。
接二连三的被通缉当然意味着章太炎的地位在提升，意味着其地位的重要，但其生活在这种不断被通缉的过程中无法安宁，使他终日处在逃难、避难，躲避追捕的过程中，渐渐地，章太炎那点改良主义的想法被消磨殆尽，他终于撕下脸皮，成为一个无比坚定的排满革命家。
章太炎的这些想法，在那个时代还是绝对的少数。
更多人，并没有从个人生活经验中，从世界大势中看出满洲统治集团的困局，看出打破困局的出路。
大家差不多依然沉迷在爱国家更要爱朝廷的传统爱国主义层面，认为国家的困难就是个人的困难，个人应该帮助支持朝延渡过困难，走上坦途。
1901年春，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鉴于中国困局，在自己主编的《清议报》上发表《积弱溯源论》，讨论自从被迫走上近代的中国为什么在过去若干年积弱不振，举步维艰。
根据梁启超的观点，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不是政府无能，而是人民愚昧，是全体国民的素质差，有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六大弱点。
因此，中国要迸步，就要启蒙，就要改造国民性。
梁启超的观点开启了后来“五四”
新文化运动中的国民性改造的先河，只是梁启超设定的问题并不简单在此，他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要为满洲人开脱，就是要重建中国人对光绪帝的信任，认为年轻的圣明君主忘身舍位，依然为中国开数千年未有之民权，非徒为民权，抑亦为国权。
梁启超这篇文章论证的落脚点，就是康有为的保皇主张，就是想方设法支持光绪帝重新掌握朝廷大权，排除慈禧太后对权力的占有和垄断。
从保皇党人的立场上看，事情或许如此，但在已经转变了思想观念的章太炎看来，梁启超的这些理论就显得有点儿荒谬了。
梁启超迫于愚昧的忠君理念，不及择音，而忘理势之所趋，因而使其说法显得格外偏颇。
为了纠正梁启超的看法，章太炎写了一篇《正仇满论》，不仅有力反击梁启超的忠君思想保皇理念，而且正面阐释自己的排满革命理想和预想中的实现途径。
章太炎指出，推翻满清，重建汉族人的国家，是这一代中国人必须完成的使命。
这不是因为满洲人统治太无能，而是他们在进入中原的时候，就对汉族人犯下了无法饶恕的罪行，屠刽之惨，焚掠之酷，钳束之工，聚敛之巧，这些虽然有些已经成为往事，但汉族人对满洲人仇视是无法根本消除的，排满革命不可避免，不得不如此。
至于梁启超和保皇党人对光绪帝的幻想，在章太炎看来其实是一种天真的自我想象，光绪帝与那拉氏没有本质区别，他们都是满洲利益的代表者，即便光绪帝取代那拉氏拥有全权，他也不可能牺牲满洲人利益，不可能改变满洲人的统治方式，更不可能为全体中国人着想。
满洲人只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任何统治者都必须为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去服务。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所以在章太炎看来，不能指望一个小皇帝，中国历史已经到了应该翻开新一页的时候了，今天的中国人无不切齿痛恨满洲贵族统治集团，无不思考着、期待着革命。
中国人的仇满，不是一场简单的民族仇视或仇杀，而是满洲贵族所代表的清王朝作恶太多，无一事不足以丧我中国。
爱国家并不必然爱朝廷，当朝廷成为一个反动势力时，就只有打破它、粉碎它，这就是章太炎在这篇文章中所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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