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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满革命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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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8月，逃亡中的章太炎经好友吴保初的介绍，前往苏州的东吴大学教书。
东吴大学是美国传教士创办于1900年以宫巷书院为基础，合并博习书院、上海中西书院而成的，第一任董事长为美国著名传教士林乐知，校长为孙乐文。
由于是美国人创办和主持，因而东吴大学充满自由讨论的风气，这对章太炎在那里自由自在地畅所欲言提供了良好的外在条件，从而使其排满革命的思想获得充分发挥。
章太炎的业师俞樾此时移居苏州，章太炎到苏州后去拜访了老师。
老师早就从其他渠道知道章太炎已经开始了排满革命，因而见面伊始就大骂章太炎不忠不孝，号召弟子鸣鼓而攻之。
章太炎当面辩解说，弟子追随先生治经多年，现在中国人的那点经学，按照先生说法，其实都来源于顾炎武。
顾炎武之所以如此重视经学，其实就是要让后世中国人推寻国性，明华夷之辨。
章太炎的辩解当然无法说服老先生，师徒二人就此分道扬镳各奔东西。
章太炎随后写了一篇名文《谢本师》，认为先生既对儒家经学有深人研究，又博览群书，哪有不知道戎狄豺狼之说，那么老先生为什么还那样替满洲人辩护呢？章太炎认为，这就是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了。
老先生既然接受满洲人的授职任编修，那总得对得起这份名义和这份俸禄。
章太炎的解释或许太过功利化，但他与业师俞樾就此脱离师生关系的真相可能还有重新思索的余地。
换个角度想想，章太炎将要从事的是一份充满风险的大事，成功了，为新朝元勋，功绩卓著；失败了，那可是满门抄斩，株连九族。
章太炎此时如此高调宣布与乃师脱离师生关系，究竟是出于对老师的愤恨，还是出于对老师的保护呢？我们似乎可以从比较善意的角度去考虑。
在东吴大学自由自在的环境里，章太炎无限深情地投人到传道授业解惑中。
他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常用民族大义、华夷之辨启发学生，号召学生爱国家并不必然爱朝廷。
他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李自成胡林翼论》，直接明显的敏感论题令许多人大吃一惊。
江苏巡抚恩寿闻讯后极为紧张，他不希望在自己的地盘里出现什么叛党，迅即派员前往查处。
章太炎在友人保护下，于1902年2月开始新的逃亡生涯，这是他第五次被通缉被迫捕。
和那时中国政治流亡者的路数一致，章太炎很快到了日本横滨，借住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馆。
梁启超此时的思想较先前有了很大变化，学识日进，头头是道，其论说是以适宜当时社会与否为是非标准的，其语言文字，也日趋文雅干净，不再用山膏晋语以招致阻力。
梁启超的变化引起了章太炎的好感，两人遂尽释前嫌，重归于好。
章太炎也就自然成为《新民丛报》的作者。
梁启超的思想、文风有了很大变化，但他对孙中山的革命排满等激进主张还是不能认同。
两派在日本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谁有什么样的主张、有什么样的动作，大家心中都很清楚。
孙中山很想将梁启超拉到革命阵营来，而梁启超也想将孙中山拉到保皇、改良的阵营里，两派领袖惺惺惜惺惺，但在观念上视若仇雠不共戴天，谁也无法撬动对方的阵营。
章太炎在国内曾发表《正仇满论》，专门批评梁启超的保皇思想，然而当他再次与梁启超相处后，却觉得梁启超的思想也有可爱处，所以他此时对于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关系和争论处超然立场，不介人、不偏袒、不拉架、不帮忙。
章太炎相信，中国的未来即便不在孙中山、梁启超两人掌控中，但若有一线生机，也只有他们两人最有希望，最有机会。
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三角关系并没有持续很久，而打破这个关系的是梁启超的弟子秦力山。
秦力山是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时的学生，1898年政治大逆转之后流亡日本，追随梁启超编辑《清议报》。
1900年，利用义和拳事件潜回国内，前往武昌，追随时务学堂时另一位老师唐才常发动自立军起义，为前军统领。
事泄失败，唐才常就义，秦力山逃往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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