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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这些政治家的经济改革活动和经济思想，都是当时的历史现实的产物。
而这样的历史现实、经济改革和经济思想，必然影响着、启迪着杜佑的历史观念和史学方法。
杜佑在《通典》里以“食货为之首”
，正是一个卓越的史学家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回答了现实所提出的问题。
《通典》之所以在根本上反映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从《通典·食货典》以下所叙各门来看，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也是很明显的，反映了作者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各部门的关系及其重要性的认识。
杜佑认为，在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各门中，职官制度是最重要的，所谓“行教化在乎设职官”
，就是着重强调了这一点。
选举制度是为职官制度服务的，而礼、乐、兵、刑等则是各级官吏代表最高封建统治者行使的几种职能。
这些职能主要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教化，二是刑罚。
所谓“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
，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州郡，需要各级官吏“分领”
，边防也需要各级官吏处置，这是实施上述各种职能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由此可以看出，杜佑所叙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大致有三个层次：一是选举、职官；二是礼、乐、兵、刑；三是州郡、边防。
这三个层次，对封建国家在政治领域的几个主要方面都有论及，反映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卓越的认识。
杜佑《通典》对封建社会历史的观察和分析，一方面是用大手笔勾画轮廓，另一方面是对每一领域作细致的解剖。
而于后者也同样略见其逻辑的研究方法，体现出历史同逻辑的一致。
以《食货典》而论，它共包含12卷：田制上，田制下、水利田、屯田，乡党（土断、版籍并附），赋税上，赋税中，赋税下，历代盛衰户口、丁中，钱币上，钱币下，漕运、盐铁，鬻爵、榷酤、算缗、杂税、平准（均输附），轻重（平糴、常平、义仓）。
这是一个很严密的逻辑体系：作者首先叙述土地制度，因为土地是封建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其次叙述与这种土地制度相适应的农村基层组织；再次叙述以这种土地所有制形态为基础的赋税制度；最后叙述历代户口盛衰，这关系到劳动人手的多寡和赋税的数量。
还有，从第8卷以后还叙述到货币流通、交通运输、工商业、价格关系等。
这样一个逻辑体系，极其鲜明地反映了作者研究封建社会经济的几个层次：从基本的生产资料出发，依次叙述劳动组织形式、赋税关系、人口关系和其他社会经济关系。
在这里，作者研究问题的逻辑方法，跟封建经济的特点是相吻合的。
因此，可以认为，《通典·食货典》“从生产论到流通，从土地关系论到一切社会经济关系，这种逻辑体系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最能反映社会经济中基本问题的”
[55]。
杜佑的这种卓识，并不仅仅限于他对“食货”
所作的剖析，在《通典》其他各门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总之，不论在宏观方面还是在微观方面，《通典》都反映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这是中国古代史学方法所达到的光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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