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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的这一段话，是用大手笔勾画出的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及其相互关系。
在杜佑看来，应当通过教化去达到“致治”
的目的，而“教化”
，则应以食货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一套选举办法和职官制度。
礼、乐、兵、刑，乃是职官的职能；州郡、边防是这些职能在地域上的具体实施。
因此，作者在《通典》中首先论述经济制度，然后依次论述选举制度和职官制度，礼、乐制度，战守经验，刑罚制度，最后论述地方政权的建置和边防的重要。
这里有两点是很重要的：
第一，杜佑把《食货》置于《通典》各门之首，然后分别论述了上层建筑的一些重要方面。
作者这一研究和表述历史的方法，可以说是在根本上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
杜佑这一方法的理论根据是：“《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
《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夫子曰：‘既富而教。
’斯之谓矣。”
[50]乍看起来，这些理论根据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只是集中了古代思想家在同一问题上的一些思想资料的片段而已。
但在杜佑之前所有的史家，都没有像他这样重视前人的这些思想资料，并把它们作为研究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根据。
可以这样认为，杜佑已朦胧地意识到物质生活本身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他的《通典》一书以“食货为之首”
的见识和方法，是中国古代史家“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
[51]的天才尝试。
杜佑虽然从他的先辈那里继承了某些思想资料，但他赋予它们新的含义和新的生命。
本来只是某些思想片段，而在杜佑这里却成了一种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成了一种学术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
毫无疑义，杜佑取得了他的前辈们所不曾达到的思想成果。
诚然，这一新的思想成果，与其说是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毋宁说是历史现实的必然产物。
《通典》以“食货为之首”
的思想和方法，无疑反映了时代的精神。
唐代自安史之乱（755—763年）以后，不仅政治上从极盛的顶点跌落下来，社会秩序极不安定，而且社会经济也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危机，国家财政十分窘迫。
对于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化，盛唐以后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诗人在他们的作品和言论里都有强烈的反映。
而整顿社会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则是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
于是，在肃、代、德、顺、宪、穆、敬、文、武等朝的八九十年间，讨论经济问题的学者纷至沓来，相继于世。
其中，比杜佑早或大体跟杜佑同时的，有刘晏、杨炎、陆贽、齐抗；比杜佑稍晚的，有韩愈、李翱、白居易、杨于陵、李珏等[52]。
刘晏的理财，“常以养民为先”
[53]。
杨炎倡议和实行的两税法，以及朝廷围绕实行两税法所展开的激烈的争论，是唐代经济制度史上很重要的事件。
陆贽的经济思想在某些方面跟杜佑很相近，他认为，“建国立官，所以养人也”
，“故立国而不先养人，国固不立矣；养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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