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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客听雨而悲，雨岂必有愁况！
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
而欲以此感此怀藏为秘密，或欲嘉惠后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良友乍逢及新婚宴尔之人，必不信矣。”
章学诚进而论到文章的“法度”
，他说：“时文当知法度，古文亦当知有法度。
时文法度显而易言，古文法度隐而难喻，能熟于古文，当自得之。
执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则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
因此，这种法度，对不知法度的人来说，不是不可作为参考的。
但若把它视为秘诀，那就十分有害，“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
。
总之，在章学诚看来，学文之事，在规矩方圆上应当学习前人的经验，但在具体做法上则不应为古人所拘，而要进行新的创造。
历史是运动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在运动中发展的。
历史撰述应当把这些运动表现出来。
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所论甚为中肯。
他强调要把历史写得“飞动”
起来，才能感动人。
他说：“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
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
……历史家如无此种技术，那就不行了。
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
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二次便不愿再读了。
光书笔最飞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
[84]史笔“飞动”
，尤适于记述大的历史场面，特别是大的战争场面。
梁启超说的“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
，这正是史文表述在美学上的感染力量。
一般来说，历史撰述只要表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或接近于真实的面貌，那么它就能给读者以警戒，以启迪，以智慧，以鼓舞。
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同史文表述有密切的关系。
[1]《尚书》译文，采自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9～190页。
[2]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3]杜佑：《通典》卷三十一《职官十三·王侯总叙》，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49页。
[4]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边防一·边防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79页。
[5]杜佑：《通典》卷十三《选举一·选举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08页。
[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末《进书表》，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8页。
[7]吴兢：《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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