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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首先肯定地认为，心术之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是因为即便有“君子之心”
而其自身修养却很难达到纯粹的境界，这是“大贤以下，所不能免”
的，既然如此，用重视心术来要求史家不是太困难了吗？章学诚很客观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大凡作为“良史”
，“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
他讲的“天”
，就是客观历史；他讲的“人”
，就是史家。
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就是说要充分尊重客观历史，而不要以史家的主观好恶去影响对客观历史的反映。
章学诚的高明之处，是他并不认为在历史撰述中可以完全排除史家主体意识的作用，即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
，但只要史家有这种自觉的认识并努力去做，那就也称得上具有良好的“著书者之心术”
了。
章学诚认为，史家在“心术”
方面的修养有两个标准，即“气平”
、“情正”
。
他分析到，“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
，而“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
，“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
。
因此，史家应当尽量避免“因事生感”
以至于“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
或“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
，不至于“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
。
他的结论是：“心术不可不慎也。”
[21]
刘知幾曾说：“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
[22]他在《史通》的《直书》、《曲笔》等篇中的一些阐述，实则都包含有“史德”
的思想。
钱大昕等考史学者强调“实事求是”
，也包含了史家在“心术”
上的要求。
章学诚的贡献，是明确地把“史德”
、“心术”
作为理论问题提出来分析，使之具有理论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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