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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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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论“史德”
，是对刘知幾关于才、学、识“史才三长”
论的新发展。
《文史通义》中的《文德》、《质性》、《史德》、《妇学》、《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篇，都论到过才、学、识问题，足见他对“史才三长”
论的重视。
他重复刘知幾的论点说：“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
[17]他不像刘知幾用比喻的方法来说明才、学、识之间的关系，而是采用思辨的方法来阐述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指出：“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
才而不学，是为小慧；小慧无识，是为不才；不才小慧之人，无所不至。”
[18]学是基础，识是水平，真正的才是学与识的表现形式。
他举例说，司马迁《史记》“所创纪传之法，本自圆神，后世袭用纪传成法不知变通，而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拘牵，愈袭愈舛，以致圆不可神，方不可智”
[19]。
史例的运用，其实也是史才的一种反映；史家为史例所拘牵，从根本上说还是史识的不足。
章学诚的这些见解，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刘知幾的论点，而是把它们之间的关系阐述得更全面、更透彻了。
章学诚对“史才三长”
论的发展，更突出地表现在他明确地提出了“史德”
这一理论范畴，以及与此相关的“心术”
论。
他写道：“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
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
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
夫刘氏以谓有学无识，如愚估（贾）操金，不解贸化，推此说以证刘氏之指，不过欲于记诵之间，知所抉择以成文理耳。”
[20]章学诚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
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由“史德”
而论及“心术”
，这是章学诚在史学理论上的重要贡献。
史家慎于心术，才谈得上史德。
这是章学诚“史德”
论的核心。
他说：
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于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以当也。
以此责人，不亦难乎？是亦不然也。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
这一段话，在史学理论上比较深入地讲到了历史撰述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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