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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是不难想象的。
西晋统治者也没有采纳江统的建议。
而当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纷纷崛起而建立割据小朝廷时，时人又“服其深识”
。
其实，十六国及后来北魏的统一北方的历史，也并不是如同《徙戎论》的基调所演进的。
关于这一点，隋唐时期人们的“天下一家”
的观念，重视写多民族的历史便是明证。
上引《隋书·经籍志》的论点和杜佑的论点都是对《徙戎论》的有力批驳。
史家吴兢在记述唐太宗君臣在有关“安边”
政策上的争论，说明《徙戎论》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即便是名臣魏徵，也受其影响。
贞观四年（630年），“李靖击突厥颉利，败之，其部落多来归降者。
诏议安边之策”
。
中书令温彦博主张：“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
唐太宗同意此说。
而魏徵表示反对，认为“尤不可处以河南也”
。
针对魏徵的反驳，温彦博阐述说：“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
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
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
可见，在华、夷关系上，温彦博是坚定地反对“阻四夷之意”
的。
这时，魏徵便提出了晋武帝不用江统“徙戎”
之言，是“前代覆车，殷鉴不远”
。
而温彦博则以“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
的历史经验来证明自己的论点的正确。
另一位大臣杜楚客支持魏徵的主张，认为“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
。
这一次激烈辩论的结果，唐太宗“卒用彦博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
[157]。
尽管唐太宗在后来的实践中，也曾产生过“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158]，但他终究贯彻了比较稳妥的民族政策，在推进民族关系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但是，即使在唐代，人们在民族关系上，也存在不断认识的复杂过程。
史载，贞观七年（633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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