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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采取了“安土息民，以待其敝”
的政策。
秦国国君善于广揽人才，用其所长，这有长久的历史，也是它逐步强大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此，贾谊之前，已有人作过评论，李斯的谏除逐客之令的上书是典型的概括，他指出：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
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
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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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讲的缪公、孝公、惠王、昭王善于用人的历史，也是讲的秦国由弱变强的历史。
司马迁作《李斯列传》，全文收录这篇上书，他是赞同李斯和贾谊的看法的。
三是得力于商鞅变法和张仪之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
以上三条，即地理形势、用人和改革，是秦国强大的主要原因。
所以到了秦王嬴政时，“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成就了统一大业。
那么，从秦国发展成为秦皇朝后，为什么反倒招致速亡呢？贾谊认为，这完全是执行了错误的政策所致。
第一，“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
贾谊认为，“兼并”
时期与安定时期应有不同的政策，叫作“取与守不同术也”
。
可是秦始皇不懂得这个道理，用对付六国诸侯的办法来对待民众，这是极大的错误。
第二，“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
企图用愚民政策来巩固“万世之业”
，却没有制定进出如何进一步安定“黔首”
的政策，这跟秦国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安土息民”
政策相比，同商鞅变法时实行的有关政策相比，自是一个历史的退步。
第三，是“多忌讳之禁”
，拒绝谏谋。
贾谊指出，秦皇朝在政策上的错误，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出来的，即“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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